在当今这个节奏很快的社会，任何人，不管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或多低，也不管他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意志力有多么坚强，他总要去寻找一个可以讲述或者倾听的角落。这个角落可能是自己的家庭，可能是自己的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个夜间的电话，作为电视，这个角落就是《讲述》……
讲述《讲述》幕后的故事 《民航报》记者 张 峰
第一次遭遇《讲述》是在北方的一个海滨城市。一个百无聊赖的夏夜，我一个人在宾馆的房间里胡乱揿着电视遥控器，突然就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演播室里，一个让人第一眼就能产生深刻印象的、穿着藏袍的中年男子在平静地说着什么，尽管他的语气和语调是平静的，但分明从他的神情上能感觉到他在极力控制着自己，一旁坐着一位女主持人，在静静地倾听他的述说。背景是一个帅气的藏族男孩放大了的照片，音乐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讲述》，只是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所打动。一个边远藏族自治县的县委书记，在山火的灾害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但他没有时间悲痛，又带领群众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去。当看到得到救助的藏民纷纷向他拜跪的画面，当看到他在演播室强忍住自己的情绪，对着儿子的照片慈祥地说，孩子，你安心地去吧，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感动来得竟是如此突然和轻易，那一刹那间，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家人，还有自己身上的责任。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我已经不知道感动为何物了。
原以为这只是我的个人体验，没想到后来和身边的人聊起这个节目，才发现许多朋友及同事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才知道这是央视十套一档新开的晚间栏目，名字叫《讲述》。后来陆陆续续又看过几次《讲述》，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尽管没有刻意去寻找，但只要见到了，就会放下手头的事认认真真地看，就像见到一位不常碰面的老朋友，总想听他说点什么。
没想到的是，我会在第一次见到《讲述》一年多后，走进《讲述》栏目组，和节目的编导们聊天，了解那一个个感人故事背后的故事。
锲而不舍和顽强拼命的精神
我第一次看到的《讲述》节目叫《责任》，在栏目组，我见到了这期节目的主持人和编导，高月，一个大方、温雅、略显瘦弱的女孩。当她给我讲起做这期节目的艰险和曲折时，我一直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责任》中的主人公叫邢立，是四川雅江县的县委书记，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2001年8月，高月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他的事迹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做。没想到好不容易联系到邢立后，他断然拒绝了采访的要求。他有一个特殊的理由，按照藏族的习俗，死去的人不能再提起，否则灵魂得不到安息。高月后来了解到，自从儿子走了以后，邢立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有关他的事迹都是别人帮着整理的。
但邢立的故事太适合《讲述》的节目要求了，高月凭直觉知道这会是一期精彩的节目，实在舍不得放弃。她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名义通过四川省委宣传部，雅安州委宣传部，再到雅江县委，层层做工作，倔强的邢立始终没有松口。万般无奈之下，高月只能冒险一试，在没有征得邢立同意的情况下，赶赴雅江，面见邢立，做最后的说服工作。
高月告诉我，她出发的时候心里根本没底，因为连能不能见到邢立的面都不知道。那时候，栏目刚开播，经费特别紧张，这一趟如果空手而归，经济上的损失不说，更无法向栏目组交代。她是以一种哀兵的心态奔赴雅江的。
高月是憋了一股劲在维持这个选题的可能性的，但是在从雅安到雅江狭窄泥泞的盘山公路上，高月后悔了。5000多米的海拔，车窗外就是万丈悬崖，迎面而来的车像是随时要和她们的车相撞。高月告诉我，那时她想到了死，随之而来的就是后悔，后悔不该为了一个没有希望的节目跑到这儿来。她想退，但是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万幸，经过13个小时的颠簸，她站在了邢立的面前。邢立十分惊讶，但依然拒绝了采访。高月这时候反而平静下来了，你不接受采访，行，那就采访你的同事、朋友和当地的老百姓。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高月做了大量的采访，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越来越觉得邢立的身上有做的题材。但她始终没有和邢立正面接触，她坚信一点，像邢立这样的人，你去口头说服他，不如用实际行动打动他。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高月的采访并给予了侧面的配合，看得出，他已经被高月的敬业精神所打动。但是直到高月离开雅江的那一天，邢立仍然没有答应接受采访。
高月回到北京不久，接到了邢立的电话，答应来北京做节目。得知这一消息的一刹那，高月的泪水夺眶而出。接下来的节目制作非常顺利，邢立的表现非常好，这期节目感动了栏目组所有人，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成了《讲述》早期的代表作，直到今天来看，都有着强烈的震撼力。
制片人梁红告诉我，栏目开播的头三个月是最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叫得响的节目撑住，栏目说倒就倒。那时候发现一个好的选题，就是锲而不舍，拼了命也得做出来。《讲述》2001年7月开播，草创人员都是当时的制片人肖晓琳从《今日说法》带过来的。当时人手特别紧，一个人顶好几个人使，有的编导为了赶一个片子，三天三夜不离机房，出来已经走不动路了。正是靠着这种锲而不舍和顽强拼命的精神，《讲述》才从一个刚开始并不为人所看好的栏目迅速成为中央电视台十套的标志性栏目，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攀升。从今年5月份开始，《讲述》将作为十套惟一的一档栏目跻身中央电视台一套。
独特的审视角度和仔细的题材挖掘
初到《讲述》的编导，最头疼的就是找到合适的选题，有的编导光适应找选题就得一两个月的时间。在《讲述》大量的观众来信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精彩感人的故事，你们是怎么找到的？梁红告诉我，一个好的《讲述》选题一般有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故事情节，二是嘉宾要有戏，三是要能体现一种生命的感悟和人性的力量。按照他们栏目组的通俗说法就是：总有一段经历让你终生难忘，总有一份情感让你刻骨铭心，总有一片土地让你魂萦梦绕，总有一个身影让你牵肠挂肚，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奋然前行。
《讲述》的选题除了观众提供的线索和编导自己发现的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他媒体的报道。有些报道，可能看上去很平常，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通过《讲述》编导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仔细地挖掘，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题材。
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的《躲债校长》（上、下集），线索来源于编导韩鉴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的一篇200多字的文章，说的是河北保定市唐县的一位乡镇中学的校长自己到处借钱给学校建新教学楼。韩鉴意识到不管什么原因，校长借钱的过程肯定有《讲述》需要的故事。通过多方打探，韩鉴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学校的教学楼早已属危房，当地乡政府本该管，但因为没钱，就让校长去借钱盖新楼，并允诺不超过半年，就拨钱给学校让校长还债。结果校长千心万苦，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学校的老师，总算把新楼盖起来了。但半年过去了，乡里的钱没到位，催债的人一拨拨上门，校长也就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躲债生涯。
采访并不顺利，韩鉴把电话打到县里、乡里，均遭拒绝。后来，韩鉴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校长，校长答应接受采访。有意思的是，校长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韩鉴以中央电视台的名义开个证明，证明他是被迫来北京接受问题的调查，被迫接受采访；二是让韩鉴从北京开辆车过去，直接到学校带人，要让学校的老师看见，最好再带个警察。结果，韩鉴和那位校长的“双簧”唱得很成功。当然，没开证明也没带警察，韩鉴从北京包了一辆车，带上贴着中央电视台法制组的摄像机，众目睽睽之下，把校长“押”到了北京的演播室。
节目顺利播出，校长大胆地说了实话，他和学校的境遇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同情和支持。节目播出的一个星期时间里，学校收到的各地捐款就足以偿还校长的债务。一位山东的企业家专门带了10万元赶到栏目组，要求韩鉴和他一起把钱交到校长手上。县里和乡里也改变了态度，校长一时成为当地的英雄。
节目播出后不久，校长再次来到北京，给栏目组带来了学生家长送的一大包核桃和花椒，还有一块铜匾，上面写着两个大字：理解。韩鉴告诉我，这块匾，没有花捐款的一分钱，是学校的老师从自己的工资里凑出来的钱。现在，这块匾就挂在《讲述》栏目组办公室的醒目位置，每一个走进办公室的人第一眼就能看到。
在众多观众来信中，有这样一封信让我印象深刻。信这样写道：“在匆忙的世俗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漠。是你们的节目，像一弯清泉，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唤醒了我的良知和情感。从你们的节目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帮助、扶持和鼓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为了这样的美好，我会一直守候在你们身边……”
理想痛苦的追寻
在《讲述》栏目组采访，感受最深的就是每个人身上那种自然而然的亲和力。有编导告诉我，这是《讲述》这个栏目带给他们的特质，这是受每一个嘉宾熏陶潜移默化的结果。在进入《讲述》栏目以前，也许你自认是很理性的人，不会轻易被感动；但是在这里，每天你会碰到太多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令人感动的故事，时间久了，你会不知不觉变得感性起来，变得容易感动。正是因为这种感性，栏目组的30多位成员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互相帮助，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在这份快乐的背后，《讲述》的编导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刘慧，今年28岁，是整个栏目组以及社会专题部最年轻的女主编，她做的片子，风格沉稳、老到、深刻，让人很难相信出自28岁的女孩之手。刘慧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练、聪明、成熟、思维敏捷，让人很难相信此前栏目组的人告诉我，有一次在给家里打电话时，刘慧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
说起这事，刘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好意思，但随即就恢复了平静。那是在去年11月8日记者节前夕。为了庆祝记者节，《讲述》推出一档60分钟的大型节目，邀请全国各地数十名优秀记者讲述自己的采访故事。刘慧担任节目的总编导，这是她第一次负责这么大型的节目。准备节目的两个多月，她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全身心扑上；录制节目的一个多星期时间，她没有离开过演播室一步，饿了就啃一块面包，困了就随便找地方眯一会儿，日夜奋战。这是《讲述》第一次搞这么大型的活动，刘慧深知自己身上的期望和压力。节目录制完，她的脚已经肿得迈不动了，全身都麻木了。
刘慧告诉我，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节目被改来改去。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策划和劳动就这么被舍掉了，真有种在身上割肉的痛感。更痛苦的是还不能把这种感觉痛快地说出来，只能自己承受。当时真有一种身心俱裂，快撑不下去的感觉。
有一天晚上，和家里通电话，本来还是想克制自己报喜不报忧的。但被妈妈查觉到了，一瞬间再也控制不住了，索性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把这几个月来受的委屈和压力都哭了出来。哭完后，刘慧回到了演播室，继续做节目。最终，这个只花了几万块钱的节目击败了其他栏目几十万的大制作，获得部门年度最高奖金奖。
刘慧告诉我，每一个来《讲述》的新编导，都会经历一段类似的痛苦，只有挺过去了，才能真正融入这个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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