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宣传日。今年最大的突破，是艾滋病感染者勇于直面镜头，第一次出现在宣传海报上的这个人是河南农民刘子亮。而4年前，当他在一次体检中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就生活在村民们的疏远与冷漠中，对生活渐渐失去信心。此时，电视台记者佟立开始关注这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帮他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一、病房初访，艾滋病患者累及家人
当时刘子亮在原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现佑安医院住院，佟立去采访他。从没进过传染病院的佟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去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规矩很严：病人从专用的门进去，医务人员从另一个门出来。医院里有一套完整的预防传染病的操作方法，包括门把手。佟立刚要推门进病房，后边就有人喊：别动。里面的人听到动静开了门。进了病房，佟立想：一个健康的人和一个被病毒感染的人就要面对面地交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见一个艾滋病人，心里本就有些紧张，加上那病房里的一切又是那么特别的白：白的墙、白的窗帘、白的医生大褂……使佟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怪怪的感觉。
佟立刚要坐下，一个护士把原来的那个凳子拿走重新换了个凳子让佟立坐。这一来让佟立更加紧张。但跟子亮一谈起来，她马上就放开了，就像和一个朋友聊天一样，她随意、不断地向子亮提问：家里有几口人？今年多大了？听说你妻子挺漂亮的？等等。其中谈到子亮的孩子。
子亮感染后，尽管老师说他儿子在教室上课不会传染其他同学的，但学生家长们还是很紧张，纷纷嘱咐自己的孩子离子亮的儿子远点，不要跟他一起玩……所以子亮的孩子只能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听课，大家都离他远远的；上课时，老师也不向他提什么问题，他的作业可做可不做。子亮的妻子因为丈夫感染了艾滋病毒，所有的亲戚朋友全不理她了，不能走亲戚，连娘家也不要她回去了。若不是身边还有个儿子，子亮的妻子就成了孤家寡人。子亮还有个60多岁患脑血栓的老父亲，生活很需要人照顾，别人也不敢来帮忙了。
尤其让子亮伤心的是，村里有时办喜事，他也和村民们一起给人家送钱，他肯定是不能去的，想让孩子去吃吃酒席改善改善伙食。可到吃酒席时，人们却把他的孩子轰走了。由于他患艾滋病，牵连他们家这么多人，他心里觉得特别难受，说着说着就哭起来。
采访完毕，佟立坐车回电视台。腊月风寒，天气很冷，可那天的阳光特别明亮。明亮的阳光给人一种希望。汽车行驶在灿烂阳光下的马路上，佟立想：子亮跟我讲了这些，我该怎么做呢？像新闻一样发个消息，说有个艾滋病人生活困难，大家给他捐钱……
佟立觉得这不可能。首先是中国人的观念不允许。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艾滋病不是什么好病，为他捐款的可能性太小了。但如果把他这种遭遇拍下来，也许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因为有很多人完全是在一种无知的情况下受到伤害的，而受到伤害后只能做出一种被动的反应。如果让人们更多的思考这个问题，了解艾滋病的知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那么就可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和泛滥。
二、实地采访 艾滋病患者遭人唾弃
艾滋病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完全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体液的直接接触；如果没有这种直接的接触，病毒一经离开人体很快就死亡了，从而失去传染性。因此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交谈、学习、工作，都不会受到传染。而在1999年，许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对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预防知识知之甚少，这让佟立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春节前夕，她与刘子亮一起踏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
他们刚一进村就傻了，那情景 完全是他俩事先无法想像的。他们刚进村没多久，传言就出来了。说子亮是被北京的人给押回来了；还有的说他跑了，这些人来抓他来了，要把他再押到哪儿哪儿去……
佟立他们想以子亮的家为场景来进行拍摄，可当时几乎没法拍摄，一些村民把他们围了起来。
子亮家里人说：别说你们了，无论何人，就是老百姓到我们家来，大伙儿都像现在这样伸着头像看耍猴似的围观着，还在背后说三道四……
在子亮家里，记者们的视点就是子亮的视点，所面对的全是对艾滋病畏惧的目光，对艾滋病患者畏惧的目光。那种感觉，使摄影师王国强当即就受不了了，把机器一推说：不拍了！当着大家的面喊：子亮，你过来。一把抓住子亮的手使劲握着：你们看，我和他握手了，像我这样是不会被传染的。国强那样一做，就把摄制组的态度和意图暴露给大家了。当时村民们就变了，再接受采访时，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即使说，说出的也不是真心话。比如问他：你害怕艾滋病吗？他明明害怕，却说：没啥没啥。谁都知道这言不由衷的话，是受了王国强的影响才这样说的。
后来，摄制组发现这样做，实际上破坏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改变了人们心中真实的想法。于是，摄制组决定：再当着众人拍摄时，绝不公开表明我们对拍摄对象的态度；只能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应保持沉默，不在现场表态。但履行起来非常困难。一次，摄制组跟子亮去赶集。到了集市上，他停在一个修鞋的地方，对那修鞋的说：我的鞋坏了，你能不能修修？那修鞋的说：你等一下，我这事儿干完再说。那神情纯粹是推托，根本都不想给子亮修鞋，不过是让他等不急了自动离开。可子亮在那儿一直等着。那鞋匠在漫不经心地捣鼓着修鞋的机子。可机子并没坏呀？子亮又说：我的鞋烂了，请你……那修鞋的瞟了子亮一眼说：你没看我正在忙吗？稍等一会儿，我先给他绱完。埋下头去继续忙着。子亮递烟给他说：抽颗烟吧？那修鞋的头也不抬，毫不讲情面地说：不抽！我先给他弄完。
在一旁偷录的佟立看到这情景简直是怒火中烧，恨不得冲上去对那修鞋的大喝一声：没问题的，你抽了这颗烟不会死的！但想起摄制组订的在现场拍摄时不许与被摄对象交谈的制度和前面的教训，她忍住了，眼睁睁看着那颗烟由于修鞋的没伸手接而落到地上,紧接着被一只脚踩住了……子亮很干的笑了笑说：抽颗烟死不了。这一切，都进入了佟立的摄像机镜头，万幸她当时没有冲出去，否则就拍不到这些镜头了。
子亮离开后，那些村民还在议论他：你不给他修鞋；我们不卖他猪肉，贵贱我们都不卖他；话都不跟他说，你没看我把他的烟踩了吗？……
三、真实采访，艾滋病患者直面社会
爸爸，抱抱我吧？哥哥打我。小女儿扑到子亮身上要他抱。子亮喊着儿子：丁丁，丁丁，将妮儿抱走……子亮喊了两声，未闻丁丁应答。
听到子亮使尽全力又喊了句，孩子来了，刚才他到一边去喝了点水。
不知怎么，子亮当时心情非常不好，把孩子训斥了一顿后全都轰走了。在一旁拍摄现场的佟立，真是不忍面对这一切，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她是记者。子亮曾对佟立说：我原来是下决心的，只要不是拿棍子赶我走，我就不走，我要坚决在这个村子里呆下去。但到最后，没人赶他走，他自己却不得不离开，因为他在那儿没法活下去。
美国有个叫詹姆斯耐特瑞专拍战争、灾难、饥荒选题的著名战地摄影师，讲过这么一句话：在那些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想逃离，我不想看到这些；但我是关机离开那儿，还是用照相机在现场履行我的职责，完成我的使命？作为一个记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佟立觉得她们当时跟他的那种状态非常相像。尽管她当时还不知道他讲过这句话，但她从良心上不希望看到子亮被伤害；而且她的职责要求她不能打扰现场，不能去破坏那种真实的状态；她也知道，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但你不能上去制止，而且还得保持沉默，在那儿完完整整地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几乎每天佟立她们都是在这种状态下过来的：白天要和子亮一起经历这些场面，晚上还要看素材看样片，等于又重新再经历一遍；然后还要想着第二天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怎么应对？
随着拍摄的深入，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人越来越多，反映的事情也越来越深刻，这给摄制组的思考也越来越多，他们发现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哪一方面的人、哪一个部门的人的努力就能够解决好的。如那些村民，就是他们在无知和不了解问题实质的情况下，出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和珍惜，才对艾滋病患者有一些过分的言行甚至举动。佟立觉得这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四、众心关注，艾滋病防治引起重视
佟立若不是因为做这个片子，而有幸接触了这些医护人员，了解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的知识的话，她对艾滋病的知识跟他们是一样的，也许对患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也和他们一样。所以她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但谁来给他们正确的知识呢？医护人员？医生？一个医院里有多少配置是专门来讲解艾滋病的呢？能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去给老百姓宣讲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呢？佟立觉得：只有媒体，像一支纽带、一座桥梁，可以把感染者、健康人、医护人员、政府部门完全地都沟通、连接在一起；她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随着片子的不断深入，佟立自己也有所改变。她感悟到：实际上，健康人在面对一种疾病来临的时候，没有必要去歧视那些在自己之前感染上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说，先于你感染上疾病的人，他们其实具有着一种牺牲精神。人类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是以这些人的感染和牺牲为代价，才找到治疗它的根本办法，而保证了自己治疗的痊愈和健康。
1999年初，在尼泊尔召开的一次亚洲国家关于艾滋病的研讨会上，有个外国女记者问佟立：如果子亮不是输血感染的，而是因为性生活感染的，你还会拍他吗？佟立回答：我想我会的。因为我关注的是：他怎么感染上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他已经得上这种病了；他是个病人，但并不是罪人，也不是犯人，更不是什么怪物。他仍然有着生存的权利。
佟立做出的节目《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国内第一部以感染者的角度看待社会，看待生活，看待生命的纪录片。片子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对艾滋病与感染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多的还是观众的提问：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传染的？患了艾滋病后和对待艾滋病患者来说，怎么做才是正常的反应？而不是过分的行为？
佟立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通过这个片子，改变了过去的那种观念。但是佟立确实接触了很多这样的观众。有的人给佟立打电话说：能不能让我跟子亮说一句话？我只是想鼓励他一下，让他好好活下去。有的人说：我有车，你们什么时候去？我想给他送一点东西去，你告诉我他们家怎么走……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香港小姐，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从国贸顶着大太阳跑到北京电视台，带了满满的一袋东西来。袋子里有个信封，里装着一沓美金；另外还有一大盒心形巧克力。她连名字都不留，只是请佟立她们把它转交给子亮，让他好好地活下去。
佟立觉得这些反馈都是她在做这个片子前所期待的，但又远远超出她的期待和想像。
2000年，纪录片《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亚洲电视节大奖及中国电视金鹰奖。佟立也成为预防艾滋病的民间组织“爱心家园”的一名志愿者。同年，政府有关部门颁发了《关于艾滋病病人的管理办法》，其中明确了“他们享有与健康人同等的生存、学习、就业的权利”。
其后，刘子亮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在人们的关注中，他走出孤独，成为我国第一位直面公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今他已积极地投入到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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