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许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声音，它已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岁月。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国内听众数量居世界第一位的电台，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展而来，它的第一声是从一孔简陋的窑洞中发出的。这一切，对于年届八旬的杨兆麟来说，是那么的熟悉。每当有映照那段历史的内容出现在眼前，他的思绪就回到了60多年前的峥嵘往昔。因为，那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青春共同浇铸的一段历史，是融入他生命的永恒记忆。
一、土法上马 石头窑洞传出电波
今年80岁的杨兆麟，是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87年退休后，一直从事广播电视方面的学术研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民族救亡的呼声越来越高，可由于当时报纸和通讯的局限，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民族抗战的方针、政策，很难及时传达到社会各界中去。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建立一所广播电台。
当时延安各项物资奇缺，广播的设备无从谈起，电台筹建了两、三年也没有结果。直到1939年，周恩来因手臂受伤去莫斯科治疗，在第二年回国时，带回了一部共产国际援助的广播发射机，电台的筹建工作才又被提上日程。
这台广播发射机运到延安后，中央就成立了一个广播委员会。首先就是电台的选择问题：在什么地方建？当然不能在延安城里建，若建在延安城里，信号一发射，就会引来敌机轰炸。建在哪儿好呢？离延安太近影响延安的安全；太远传送稿件不方便。
选来选去，后来就选在离延安19公里的王皮湾。王皮湾的半山上有一块很大的岩石，如果在石头上打出窑洞，那敌人轰炸也炸不毁，所以电台建在这个地方安全。
抗日军工大学调了一部分学员，地方上动用了一部分青壮年劳力，就在岩石上打窑洞。没有炸药，就用锤子、凿子，叮叮当，叮叮当……白天黑夜不断地凿。打了两个多月，完全靠人工在岩石上凿出两孔石头窑洞来，一孔做机房，一孔就做播音室。
在播音室的墙上钉上延安土产的灰色毡子隔音，当然比不上现代隔音设备的效果好。开始播音后，连屋外偶然的鸡叫都通过发射器播出去了。播音员是从延安女子大学调去的。当时延安没人播过音，那时也不像现在有广播学院什么的。播音员们的老师就是一本字典，不认得的字就查字典；练习播音就是读报纸、读书。
一次吃饭时，偶然听到筷子敲在粗瓷碗上的声音挺好听，大家灵机一动：就把这个声音通过电台播出去报时。于是，一到报时的时候就敲碗。那时比照上海时间为标准时间，不像现在是用北京时间作为标准时间。
就这样，1940年12月3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正式播音，呼号为XNCR X，是国际上中国电台的使用代号。NCR是新中国广播电台的英文单词缩写。当时的节目主要报道最新的时局和战况，介绍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帮助人们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尽管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但在每个环节上，电台的工作人员都竭尽所能保证节目的正常播出。
二、延安声音 让敌军上尉驾机起义
在整个广播的过程中，从写稿、编稿、送稿、播出，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可少的。稿子编写好了，播音员在播出，技术人员在搞发射，这都是需要的。但中间没有通讯员把稿子送过去也不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送稿件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电台的编辑部那时在清凉山，距王皮湾19公里。完全 靠人徒步走路送，像接力似的，一人先走一段路，中间有人接过去走一段路，再交给下面的另一人，直至送到王皮湾。
清凉山下是延河，水不深，平时通讯员淌着水就过去了。一次正好下大雨，上游发大水了，通讯员走到河边，望着宽了许多、深了许多的湍急浑浊的河水直发楞，他不会游泳过不了河，只得迅速返回去如实报告情况。但稿子非送不可。当时有个从印尼回来叫陈龙的华侨战士，水性非常好，见此情况，他自告奋勇地要求去送稿子。他把稿件用油布包起来系在头顶上，就下水游过了河。上岸后又水淋淋地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山路，吧唧吧唧地赶着把稿子及时地送到了播音组。晚上，到了播音的时刻，编辑部这边把收音机打开，听到那边按时播音了，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尽管那时条件艰苦，有些办事方式原始，但从没出现过因稿子没送到而停播的事。
作为当时中国惟一的一家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一经播出，便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让节目更具感染力，延安电台的工作人员对节目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拓展和创新，不仅加强了针对时局的新闻和评论，还在1941年12月3日开办了日语广播，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除此之外，最具特色的当属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为我军将士和群众送去精神上的慰籍。那时候播出的文艺节目非常简单，会唱歌的唱歌，会吹口琴的吹口琴，会拉二胡的拉二胡……也没有唱片、电唱机，就直接对着话筒来，再广播出去。
后来条件有所改善，搞了一部手摇留声机。正好那时延安有两个演员到上海去灌了个《兄妹开荒》的唱片，拿到电台里播放，用那句“雄鸡雄鸡高声叫”作开始曲，很鼓舞人心。平时，台里也常播出秧歌，唱一些抗战歌曲，如延安颂、陕北民歌等；有时还播放煤核小调《夫妻识字》。那年的八一建军节，编辑部不知从什么地方搞回一个《红军回来了》的剧本，内容是红军到前方打仗完了后凯旋归来。杨兆麟看了后觉得剧情挺好，就把它改编得更简单一些，在村子里给老百姓演出了一回，演完后又在播音室里演一次播出去——由此写下了延安电台播出的第一部广播剧的历史。
当时杨兆麟在剧里扮演了一个出征归来的红军角色。后来，电台又自己组织了一个合唱队，把话筒竖在窑洞外面，合唱《黄河大合唱》。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真实而有特色的节目，不仅鼓舞了民族士气，还瓦解了部分敌军的力量。许多良知未泯的日本兵，听了日语广播后，放下武器自觉投诚。1946年8月，原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听了延安台的节目后，决意退出内战的漩涡，并率领部下驾机起义。还有很多人都在延安电台的节目感召下，投身于革命洪流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发出的巨大作用，使那些仇视和平的人恐慌万状，他们把延安电台称之为“海陆空”之外的第4条战线。
三、敌军轰炸 电台迁至观音佛堂
1947年3月，胡宗南的军队进犯陕北，电台撤离延安。新生的人民广播开始了在战火中的征程转移。
陕北地域都是一座连一座的山峦，白天由于敌机轰炸、侦察，电台和部队一起隐蔽着，一般只能在天黑后行动。有星亮月明的夜晚还得谨慎小心，怕暴露目标；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虽然便于部队隐蔽行动，但在黑暗中翻山越岭，因看不清路面和方向，也给部队的行动带来困难。那时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每人发一条像陕北老乡头上系的那种白毛巾，系在头上或胳膊上，行军赶路时，后面的人只要盯着前面人的这个白点，紧紧地跟着就行了。那时都规定好了，前面的人要不断地向后传话：跟上、跟上、跟上、跟上，后头的就紧紧地跟上。
最艰难时是刚从延安撤出来，撤到瓦窑堡的那阵子。一边要打仗、撤退，一边还要工作、播音。当时电台临时设在一个观音庙里，播音室就在佛堂中的佛像下。佛像前有个3条半腿的供桌，另半条腿是用土坯垫着的。就在这3条半腿的供桌上，战地中的延安新华电台开始播音了。休息时，女播音员就跟观音菩萨睡在一块儿；机务人员睡在底下的门洞里。
在那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枪林弹雨的空闲中，电台的工作人员们却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瓦窑堡非常贫困，当时大家吃的是黑豆。黑豆压瘪了后就变成圆的像钱似的，烧一大锅开水，把黑豆放到里面一煮，叫“钱钱饭”，吃起来就跟喝稀粥似的。天一黑就没事了，又不准点灯烧火，怕暴露目标，大伙儿只得躺在炕上睡觉。几条光棍汉又睡不着，嘻嘻哈哈在那儿聊天。这个说：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要进北京去办广播？那个说：我们进了北京，要好好地改善一下生活，首先要美美地吃顿红烧肉……杨兆麟说：嘿，到那时红烧肉算什么，只是现在肚子咕咕叫，谁买包花生米吃就不错了……说着把大家的馋虫都勾出来了。
四、开国大典 电台声音震撼世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当年广播战士们进城办广播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两个月后，人民广播电台也从西柏坡迁进了这座千年古都。
1949年10月1日，亿万中国人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开国大典。
如何用声音去记录并展现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是杨兆麟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的一次巨大挑战。当时的技术设备只能供从天安门广场东侧，一直到东单那边这么长一条线内的转播，其它地方的声音就传不过来了。台里有个叫黄云的工程师想了个办法：在一辆车上安一部录音机，在车前头的挡风板上装一个话筒，这样再传送转播出去。
9月下旬，朱总司令检阅试验演习时，总司令的车一开，电台采访车就跟着总司令的车走，车速每小时多少迈都要定好。从天安门广场开出来，一直到西单，走完整条路需要多长时间，都得非常准确地计算好。杨兆麟主要做录音工作，朱老总沿途的讲话和战士们的呼叫，都不得有所疏漏。
朱老总10月1日阅兵时，车往外一开，走出了天安门广场——敬礼！沿途的指战员向总司令齐致问候。电台的机房就放录音了：同志们好！首长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在当时的条件下，虽说是有所创造地完成了这次转播工作，但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录音机把前面汽车马达的轰轰声也录进去了，自始至终，汽车马达声一直响着。等杨兆麟和大家紧张地把开国大典的盛况转播完，晚上回到办公室一听：哎呀，有的声音效果不好，但木已成舟只能这样了。这是非常难忘的一个转播任务。这事现在讲起来有点可笑，那时候是如此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杨兆麟和他的同事们，一起见证了中国广播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当年王皮湾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展而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办有8套节目，每天播音156个小时，听众超过7亿，已成为拥有国内听众数量世界第一的广播电台，并与国内各地方电台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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