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18日，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东方之子》记者王芳和摄像郭宏伟一起飞往广州，采访奋战在抗“非典”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但王芳没想到，5天后她自己却因发烧不得不住进了隔离病房，并留下了一段难忘的采访经历。
一、 赴穗第四天便开始发烧
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王芳，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组。
2003年4月中旬，“非典”疫情在广州爆发已两个多月了，一批医务人员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先后被染上“非典”。获此消息，《东方之子》的记者王芳，主动请缨前往广州采访。
此前，王芳对非典型肺炎的了解很肤浅，仅和大街上那些普通传闻一样，好像碰上即死；走在大街上，对面的人打个喷嚏就会被传染。她跟人开玩笑说：可能这一去就不返了。她认为自己是学新闻的，一直想当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对自己以前做的工作都不太满意。这次正好有机会了，即使再危险也要亲临“前线”。
4月18日晚上7时，王芳和摄像郭宏伟顺利到达广州。一下飞机，他们就直奔医院进行采访。
第一次进隔离病区，是在广州市传染病医院。王芳和摄像郭宏伟进了它的ICU。当时，每人戴着两个口罩：里层是医生做手术用的一次性口罩，外面是个12层的纱布口罩。防护比较简单，脑门、耳朵、脖子都露在外头。
当时广州气温已是30多度，两人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抱着沉重的机器、角架，还拿着话筒、电池等，热得大汗淋漓。郭宏伟拍摄时，如泉的汗水从额头流进了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也不敢让王芳帮他擦，因为不知道手里拿着的纱布是不是沾有病毒，有些镜头完全是根据感觉拍的。王芳倒没想太多，只是觉得特别兴奋，就像找到了个丰富的矿藏在采矿一般。她和郭宏伟一起，拍摄了一些当时别人很少能拍到的画面。
带着一种新奇的亢奋，在接下来的5天里，王芳和摄像郭宏伟转战在广州市的各大医院，采访了一线医务人员邓子德、王乔凤、陈燕清等；还采访了烈士叶欣的同事和家人；并用最快速度赶制了《信心》、《重任在肩》、《真心英雄叶欣》等三期节目。
就在王芳准备继续进行新的采访时，“非典”的阴影笼罩到了这位24岁的年轻记者身上。其实，王芳去的第二天就觉得身体不适。也许是因为她在采访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一热，回宾馆房间后空调吹得又一凉，她就开始咳嗽。第四天采访叶新事迹时，她感到非常疲惫，浑身无力。郭宏伟就叫她在旁边坐着休息。此时，王芳已开始发低烧了。
二、第六天她被列为疑似病人
4月23日，那天中午本来定好下午要去采访的。部里让每个在外面的记者，拍一组工作的画面。知道自己已开始发烧身体非常不适的王芳，和郭宏伟也拍了一段。她戴着口罩，对着镜头向大家说：“这个星期一我和宏伟去了广州市传染病医院。我们两人到了隔离病区，还进了病房，和危重病人距离1米。我所处的这个屋子里，可能现在到处都是病毒。喏，我身边这位阿婆，她的嘴不停地在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我们就站在她旁边，并没感到可怕。但两天前我开始咳嗽……如果我所患的不是“非典”，我肯定每天会继续拍片子的。”
王芳当时觉得挺窝囊：去了五天，才做三个人物采访，就病倒了，给大家增加了不必要的恐惧心理。按理说，王芳的工作量已够大了，她觉得还是不满意，还想接着多拍几个人物。完成了任务躺倒了还好说，可那会儿没干什么事就躺倒了，她很不甘心：怎么自己这么没用？
得知王芳发烧，栏目组立即要求她就地进行身体检查。虽然王芳非常不情愿就这样放下手头的工作，但还是在摄像郭宏伟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就诊。
一量体温，医生就让她进观察室。体温38度1，不算很高。但王芳的感觉很差，浑身无气，大脑空白，一片茫然，躺在病床上就开始打点滴。
郭宏伟想进去看看，帮她收拾一下东西，也被医生拦在观察室门外，要他换上隔离衣后，才放他进去。王芳觉得自己已被病魔打入另册，属入非正常人了。郭宏伟安慰王芳说：你放心，即使你真得了“非典”，我也等着你，咱俩要同来同返同进退。
在就诊看病的整个过程中，王芳无力行动，都是郭宏伟带着机器，一直跑前跑后地交钱，和各有关医生打交道，直至安排好王芳住院。看到为自己辛劳忙碌的郭宏伟，王芳不过意地说：你回去吧，这里的病毒可能很多。郭宏伟说：没事，我陪你一会儿，外面在下雨，想走也走不了了。我就在门外，有事你叫我。
没一会儿，紧张奔忙了几天的郭宏伟抱着机器，在观察室外面的长椅上睡着了。外面雨声哗哗，雨水从窗户潲到王芳的病床上，她不忍再叫他来关上窗户。此时，她觉得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帮助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郭宏伟的帮助，无论自己患的是否“非典”，也很难完成看病就诊的那套程序，也许会丧失信心。在王芳患病期间，郭宏伟自始至终都陪护着她，王芳非常感谢。
4月23日，在赴广州采访的第6天，王芳作为一个“非典”疑似病人住院了。而此时，又有两位牺牲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被追授为烈士。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东方之子》在广州惟一的一路记者，王芳和郭宏伟都觉得应该把采访进行下去。于是，两人开始了一段特殊的采访。
三、妈说：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
4月26日，郭宏伟打电话告诉王芳说，他自我隔离了两天，觉得自己没有发烧，明天他要去拍烈士范信德，问王芳有什么建议？王芳在电话中简单与他商量了一下。郭宏伟第二天独自去拍了两个烈士的片子。
采访烈士较为困难，其本人不在了，采访者要采访他的同事、家人等许多人。若王芳不病的话，两人一起去，王芳还可以帮郭宏伟抱抱角架，拿拿电池、麦克风什么的。现在王芳住进了医院，全得郭宏伟一个人扛着。天又热，郭宏伟单枪匹马一天忙到晚，还要动脑子想问题、列提纲，非常辛苦。王芳在电话里让他注意身体，开玩笑地问他现在是否心力交瘁，完成了些什么采访？郭宏伟说还不错，完成了什么什么采访。王芳开玩笑说：郭大侠，干得不错。郭宏伟也恭维说：王大侠，你也不错，在医院挺着。
后来，王芳被转至隔离病区，旁边住的是已被确诊为“货真价实”的“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都是一人一间房。那时病人量已经很少了，医生坚决不允许病人上走廊，病人只能在房间里待着。病房里条件还不错，较为干净，里面有卫生间，病人每天都可以洗澡。王芳还是觉得挺闷，在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郭宏伟给她买了几本书送去。她看一会儿书后，就像练瑜珈一样定住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思绪飞到了在外面采访的郭宏伟身上。
这期间，郭宏伟作为王芳的战友，在忙于拍摄的同时，还要照顾王芳。王芳尽量不给他添麻烦，她退烧后缺盐，手都抽筋了，医生冲了杯很浓的盐水让她喝，她还是缺盐，想吃咸菜。但她又不想告诉郭宏伟，她要尽量减少郭宏伟到医院见她的次数，以免影响他的工作。后来郭宏伟打电话给王芳说，他第二天要来医院送东西给她。王芳才让他一并捎点榨菜来。
晚上9点，郭宏伟完成一天的采访拍摄后，在医院旁的一个店里，买了一锅汤、两盒榨菜，让隔离区的小护士帮忙送给了王芳。王芳喜欢吃巧克力，郭宏伟前后给她买了差不多一公斤的巧克力。既要采访别人，又要看护王芳，外面和医院两头跑，他真的很累。
住院的那段时间，王芳觉得人都是很弱小的，尤其是自己，偶染疾病就无所作为，别说像医生一样挽救病人的生命，就是作为记者，站在那里做一番简单的报道，都做得不是很好，还病倒了。她觉得自己非常无力，实在只是个渺小的人物，只有靠战友的支持才能渡难关；只有和战友一起共同面对困难，她才觉得有力量。
在王芳住院观察的日子里，她和郭宏伟采访的节目陆续播出了。这些广州一线医务人员的感人故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抗击“非典”斗争的士气。但随着节目的播出，王芳却突然担心起了自己远方的父母。
王芳的父母在黑龙江，自从媒体上有了“非典”的报道后，王芳的妈妈就要求王芳勤打电话回家。王芳每次打电话都告诉妈妈说：自己在北京好着呢。当她在广州住院两天后，台里的《纪事》栏目播映了她的镜头，说她已患病被隔离。王芳在病房一看到这个节目，心里连呼坏了坏了，妈妈是《东方时空》的忠实观众，每天都会看这个节目，她肯定看到了。王芳怕妈妈着急，忙给家里打电话。刚拨通，妈妈在电话那边劈头就说：你在广州吧，我知道了，前两天还蒙我说在北京呢。略停顿了会儿，妈又说：我和你爸都支持你。
王芳心里一热，妈妈的豪言壮语，令她非常感动。她当时笑了：这话就像电影里革命的老妈妈说的一样。实际上，北京刚出现“非典”时，妈妈就对王芳说，你要真得了“非典”，妈去陪你，要死咱娘俩死一块儿。
四、真实地站在SARS面前
王芳觉得妈妈像大多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表现出一种最朴素的道德：此时国家有困难，需要我的孩子上，我不能拦着她。在家人、同事的鼓励中，王芳度过了11天不同寻常的住院隔离生活，最后被确诊为呼吸道感染。
5月3日，王芳出院了。第二天，她就重新以记者身份再次踏进医院。她要抓紧时间工作，不然，回到北京后，还要进行隔离，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本来在这次抗“非典”的报道中，自己就是个失败的角色：来了没两天就进了医院。如果出了院就回家歇着，岂不太窝囊！她想：与其回北京被隔离，还不如留在广州继续拍片，也许所拍之片对北京的同志们还有用。她向制片人汇报，制片人同意了她的想法。
其实，王芳到广州的拍摄任务已完成，要继续拍下去，就是额外的了。这时，她想起住院时，越秀区防疫站的一个小伙子做流行病学调查，给她填了一个表，把那几天她接触的人都作了登记，包括去哪儿吃过饭、买过东西。王芳觉得此举是预防和控制SARS的重要环节，决定拍摄。后来她和郭宏伟整整拍了三天。
拍摄时，郭宏伟不让刚出院，身体还比较虚弱的王芳进隔离区了，就在外面看着。王芳自己心里也在打怵：不知道进去后会不会被感染上？但她绝不能让郭宏伟一个人进去！多日的操劳，他已心力交瘁，也非常虚弱了，自己进去多少能帮他一点忙，万一看到合适的对象可以做个采访。她一定要进隔离区，哪怕是站在郭宏伟旁边看着。
就这样，王芳出院后，和郭宏伟又在广州工作了7天，采访到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查找病源，发现第一株SRAS病毒以及研制出快速诊断非典型肺炎试剂的前后经过，并为“非典”报道特别节目组拍摄了大量资料。
5月11日晚上，王芳和郭宏伟圆满地完成了采访任务，顺利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的王芳深有感触，她说：“非典”并没什么可怕，广东流行病学的专家告诉她，大量数据证明，此病初始发低烧时，传染性非常弱。
在广州医院的病区，无论是采访还是住院，王芳一再扪心自问自答：你有什么？你应干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既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漂亮，也不比别人阅历丰富，或者见解更深刻……我惟一有的就是真诚。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惟一的作用，就是站在病区里，你可以相信我，我看到的是真的。所以，你可以相信，SARS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就站它面前。
5月15日，经过4天的短暂休整，王芳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有关详情请看今日央视10套21：20和1套次日凌晨1：40《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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