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4日，正是“非典”疫情严重时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一行5人，前往甘肃定西采访。然而，让节目主持人杨春没想到的是，采访开始不久，就被一件意外之事打断，作为采访人的他，竟成了镜头里的主人公。
一、高烧可怕的红牌
199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杨春，已从事新闻工作9年，2000年起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主持人。
出发前，杨春在北京西客站介绍了此次采访的目的：从3月1日发现第一例“非典”患者至今，北京“非典”患者的总数，现已达到了1741例。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有400万的流动人口，每天都有数十万的流动人口进出这座城市。人们普遍担心：人口的流动会不会造成疫情的蔓延？特别是那些医疗条件比较差的中西部地区，他们是否做好了备战“非典”的准备？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踏上151次列车，前往甘肃省的定西地区进行调查采访。
其时，杨春也知道“非典”疫情正严重，但他仍义不容辞地接受了采访任务。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要在如实拍摄那些因“非典”回乡的民工足迹过程中，观察、记叙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报道政府各级有关部门的防疫工作及各种交通工具的防疫、运载情况；民工们所在的地区、村镇及他们的家人如何对待他们。之所以选择乘坐T151次列车，是因为几天前，两位在北京打工的“非典”患者，就是乘坐这趟列车返乡的。杨春此次的采访目的，就是为了追踪一下列车运行中的“非典”防范情况：沿途上上下下的这么多旅客，有关部门是怎样进行防疫，采取了哪些措施？
车轮飞转，列车奔驰向前。节目组在列车上按预定计划进行着紧张的采访、拍摄。
翌日，杨春写下了此次采访的第一篇日记。
5月5日，星期一，天气：雨。在车上一觉醒来，已到了甘肃境内，雨点飘打在车窗上。车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下午2时，列车顺利到达甘肃省定西地区。下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冷。昨天北京的气温约30度左右，当时我们在北京西客站还浑身冒汗，可到定西一下车就遇到下雨，立刻就觉得西北地区的冷气袭人，自己的衣服穿少了。
下车出了站口，就见有当地的防疫部门检查出站的旅客，并逐一把他们登记在册。我作为摄制组的代表，把节目组一行5 人的名字、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单位等，也一一作了登记。我们栏目组在一旁开始了拍摄。
杨春没想到，这是节目组拍摄到的有关此次采访的最后一个画面。
在凉风冷雨中，杨春与同事们又工作了3个小时，来到旅馆后，他觉得浑身发冷，颇不舒服，好像还有点发烧。编导王猛、摄像陈强等听杨春如此说，即拿出随身带的体温表，让杨春量一下体温。杨春量了一下，他不会认体温表，同事们看了后，对杨春说：你发烧了，看，体温达37.8 或38度。刚下车时，杨春在出站口量的体温是36.8度，这3个小时后，他的体温一下就升起来了。杨春当时不以为然，遇寒感冒发烧浑身乏力，这挺正常。但杨春的同事们对此没有掉以轻心，他们迅速和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取得了联系，请他们派医生给杨春作进一步检查。
二、四楼独住他一人
杨春向医生叙述了下午头疼，现在不疼了，但浑身乏力，没有觉得胸闷，体温最高就是刚才量的38度。节目组的同行人都在他身边为他担忧，大家心里默念着：千万不要沾上“非典”。杨春却很坦然，那一刻，SARS的阴影还没有笼罩他脑海，他也没往那方面想。
经过医务人员治疗后的杨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量体温，还是38度。这下他有些着急了，但还是没想到SARS的头上，只是着急自己的工作可能要耽误了。因为这是一个抢时效的节目，一定要尽早拍完。杨春这一病，可能会耽误拍摄周期。这时不仅杨春急，节目组一行5人都急。
5月6日上午，杨春被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接走，送至定西地区人民医院的发热门诊，接受疑似“非典”的检查和治疗，原定的采访也随之被迫中断。
在病房里正接受治疗的杨春，仍在持续发烧，他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到非常难受。这可恨的SARS，限制了他这段时间的自由。透过病房的窗户，杨春看到一片小树林，一个小花园，看到一只小麻雀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蹦蹦跳跳。此时，这只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小生灵，可能不会知道，窗后有个人在如此羡慕地注视着它。一会儿后，它翅膀一扑腾飞走了。杨春的视线也随着它飞向了无垠。
此时，已是杨春发烧的第二天晚上了，他仍是脑子昏昏，浑身无力。大夫说：你就住在这儿，今晚别走了。本就躺在病床上的杨春，一听赶紧钻进被子，缩成一团。
由于持续发烧，杨春被隔离在定西地区人民医院的4楼。整个4层楼只有他这一位病人，他备感孤独。最难过的是晚上，医生、护士们都走了，只有那盏紫外线消毒灯在冷清地亮着，孤寂地发出嗞嗞的响声。外面，连走廊都黑下来了，尤其是窗外，一片漆黑。杨春独自一人躺在病房的床上，虽顾不上想太多的问题，但还是在坚持写日记。
5月6日，星期二，天气：多云。一直睡不踏实，越睡越冷，把所有的东西都盖上，还没觉得暖和。原来心里琢磨：染上“非典”的概率相当于彩票中彩，微乎其微，不会这么准地落到我头上吧？可恰恰就这么悲哀，自己比别人都先住到病房里了，还拍摄别人呢！
5月7日，星期三，天气：晴。一觉醒来，还是发烧：38.5，仍头昏乏力，发冷、难受，不写了。
随着杨春被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同行的《新闻调查》栏目的其他4位同事，也被隔离在当地宾馆。身处隔离区的同事们都挂念着杨春：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别的什么病？
三、自问：我会不会死？
而住在病房的杨春，此时最感到对不起的，就是4位被隔离的同事。因为他们几人从北京起，一路上都是一同吃住一同工作，同甘共苦亲密接触。如果自己得了“非典”，这几个同事很可能就无一幸免。录音师李红卫给杨春打电话问候，让他保重身体，杨春感动地流下了眼泪。那是他第一次哭。此前，他在电话中与妻子交流，与领导交谈时，都很平静，但与李红卫的通话，令他激动得难以自抑。在这非常时刻，他需要问候，需要亲人、朋友、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需要那些同呼吸共命运，在平平淡淡的工作交往中，积淀下深厚真情的战友的关怀。
杨春的心一直因为没有确诊而悬着，但来自同事的鼓励和安慰，给了他信心和力量。然而，就在杨春住院第四天的5月8日，他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那天，杨春还在持续发烧，甘肃省的专家来了，给他做了个例行检查，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后，让他好好养病，不要想别的。杨春心中蓦地闪出一个念头：自己是否已被确诊为“非典”了？他忍不住把这个问题向专家提了出来。省里专家的回答非常委婉艺术：“你病况的几个主要特征，都符合SARS病人的症状。”
犹如晴天霹雳当头炸响！刹那间，杨春的身心被无形的恐惧所震慑，像是被一个巨大而沉重物体钳制压迫着，他想喊喊不出来，想动又动弹不了。他所有的思维，都只有一个定向，那就是恐惧！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那一刻，他的心，就被这个念头满满地占据着，几乎就要窒息。人们都知道，这种SARS病人，从发病到死亡，快的时候只需半月。在对SARS带来的死亡的恐惧和悲哀中，杨春接着又写下了一篇日记。
5月8日，星期四，天气：晴。躺在病床上，强打起精神看了一下电视，新闻里说：甘肃又新增一例“非典”疑似病人。恐怕这说的就是我吧？这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会不会死？
此时，杨春才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说“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这句话了。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命运会在此时，以如此的方式把生死的难题突然摆在了面前。
不久，杨春又被从疑似“非典”转为确诊“非典”，但他自己当时还不甚明了。只是第二天醒来，他的手机被亲朋好友快要打爆了，有的在电话里听到杨春的声音庆幸地喊：噢，你还在活着!有的关切地慰问：你到底咯血了没有？原来是杨春被转为确诊“非典”后，一时间，网上传闻四起。他在电话里澄清了许多对他身体状况不大属实的传言，同时，“确诊‘非典’”这个与死神紧紧连在一起的概念越来越狰狞地在他脑际间徘徊。
在这个时候，杨春一方面不断提醒自己：怎样去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怎样配合医生治疗，和病魔做斗争。另一方面他也时而产生一些最坏的思绪，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一组漫画：一只小猫独自走在小河的尽头，孤独、弱小；一只小猫站在大树底下，四下无家；最后，那只小猫满脸泪水……画是作为遗作留给妻子的，妻子平常被他昵称为“猫”。
四、回首 生活更美好
这期间，杨春的同事们也没有放弃努力，他们不断和北京方面联系，汇报杨春的病情，并提出要求，希望能再次对杨春予以进一步诊断：如果可能的话，请北京的专家与这边的专家通个电话，一起探讨一下杨春的病情。
5月11日，杨春的体温终于恢复正常，病情开始好转。退烧后的杨春，来到后面的平台上散步。与平台一墙之隔的那边，是一户人家的小院。那是个典型的西北当地小院，小院里种着树木花草，收拾得很干净，呈现出一种家庭的温馨。杨春久久地凝视着，若有所思。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小孩和一个老奶奶，一抬头看到杨春，“噌”地一下又跑回屋里。也许他们知道杨春是个危险的SARS病人。
看到这祖孙俩如此地惊惶失措，杨春不由感到一阵深深的孤独。这孤独有别于他一人独住一整层楼病房的孤独，这是一种令他感到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是一种被多数人所嫌弃的孤独，这种感觉更难受。这天，杨春记下了住院以来，最为沉重的一篇日记。他觉得“非典”并不可怕，人们的理解和宽容，才是最重要的。
5月14日，卫生部两名专家到甘肃巡诊，再次对杨春的病情进行诊断。这次诊断，使杨春走出了意识中的生命沼泽。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5月16日，星期五，天气：多云。一天没写日记，是因为昨晚听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消息：我已被北京来的专家排除“非典”的可能！像被人逼到悬崖边上，在即将往崖下坠落时，又被一只手轻轻地拉了回来；像做了一个噩梦，人虽醒来心还在梦里。我突然想起一个戏剧家说的话：人生永远比戏剧更复杂、更丰富、更有戏剧性。
5月20日，历经15天，杨春终于走出了医院大门。护理了他15天的医生、护士那天都来了。杨春也终于看清了此刻这些摘下了护目镜、脱下了防护服，穿着便装的医生、护士的“庐山真面目”，他深深地感谢他们。走的那天，杨春悄悄地带走了一支价值一元多钱的体温表。就是这支体温表，从杨春一进病房就陪伴着他，整整陪他度过了15个日日夜夜。他要把这支体温表好好地保存，使他能一看到它，就想起自己在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经历。
杨春在有一天的日记时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从没想到会以自身的经历，来书写抗击“非典”的历史，但至少可以说，我是这个历史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小小的章节。
回头再看看这段经历，杨春觉得自己会更加热爱生活，对生活和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因为他当初曾失去过，或曾经短时间地失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他才会觉得：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对他意味着什么。
有关详情请看今日央视10套21：20和1套次日凌晨1:40《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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