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声演员侯耀文，1948年出生于北京，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总监兼说唱团团长。他从事相声表演40多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侯耀文能够成为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也许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子承父业。因为他父亲是我国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但很少有人知道，侯耀文最初学相声时，并没有得到父亲侯宝林的支持，而是反对。
一、父亲的风光让我憧憬相声
其实，当年父亲不想让我们接触相声，更别说让我们学相声了，只要我们好好上学。父亲一直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就像一个书架子，各种书都应该往里面装，进行知识积累，以备将来所需。除了读书，父亲不鼓励我们做其它的任何事，特别是他自己正在从事的文艺专业，他知道这方面的深浅，所以他并不赞成我们干文艺、说相声。
父亲认为相声是一门综合艺术，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广泛的知识，是干不好这一行的。若我们在读书时就开始学相声，更是为时尚早。但我从小就很喜欢相声，特别是在一次看完父亲的演出后，我对相声的兴趣就更浓了。
那次，父亲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山音乐堂演出。正好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缠着父亲也要去。父亲有个习惯：我们一要跟着他，他就皱眉头，但还是非常不情愿地说：去吧！我们就跟着他去了。
那天演出的段子是《关公战秦琼》，父亲和他的搭档一捧一逗地就说开了。“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听了半天不知是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的戏。”“那红脸儿的是谁呀？”“不知道是谁。那红脸的是关云长。”“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他是山西人。”“山西人，为什么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他是谁的人？”“他是阎锡山的人。”“什么乱七八糟的”……巧妙的构思，诙谐的语言，逗得观众乐不可支，笑声连连。
演完谢幕后，我跟着父亲和演员们一起从后台门出来时，看到场上所有看完演出的观众，都涌在一起两边分开，组成一条长长的夹道胡同，都啊啊啊地对着那些从台上下来的演员们喊着。当时，我跟着父亲走在最前面，观众们朝父亲一个劲儿地鼓掌。那热烈的场面，使我年幼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艺术家竟能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心想：这事若干好了也不错。
父亲曾说过：“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每当演出时，我看到父亲站在台上，乐得确实是非常真诚、自然，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父亲眼睛本来就小，一乐起来，那眼睛就更小了，让人看着更加可乐。每次演完后谢幕，父亲一边朝幕侧走，一边习惯地两手抱拳答谢说：谢谢、谢谢。我就在旁边跟着、看着，乐滋滋的，心里边就往外蹦着一个字：美！为父亲感到非常自豪。从那时起，我就对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认识，对相声有了自己的看法：人生在世360行，只要你下功夫把哪一行干好了，都能当状元。从此我暗下决心：要当一名好的相声演员。
于是，读初中的时候，我背着父亲偷偷去报考了铁路文工团。
二、从艺很少得到父亲点拨
考铁路文工团我也不是存心要与父亲对着干。当时是我的同学告诉我：铁路文工团招演员。我说我不去，因为我知道父亲是不会同意的。同学还是要我陪他们去看看，结果在看的时候，心就热了，口也痒了，于是也上去表演了一段。这一表演被招考的老师相中了，可我却为难了，因为我是背着父亲去应考的。在主考人员打算录取我的时候，我支支吾吾地说：“我爸爸不同意我当演员。”主考人问：“你父亲是谁？”我说：“侯宝林……”铁路文工团听说我是侯宝林的儿子，更来劲了，他们一方面派人到学校做工作，一方面到我家来找父亲劝说。在他们没到我家之前，我必须先给父亲有个交待，可想起父亲以前说的不让我们学相声的话，我又不敢说。
好不容易等到吃饭时，我诚惶诚恐地对父亲说了这事。果然，父亲一听，气得当时就“啪”地一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吼道：不许去，只能上学去！可这时铁路文工团的有关人员已把我的学给退了。他们先上学校去说：这人我们要了。我们教导处主任一听：啊，侯耀文进你们团了，太好了！随后，铁路文工团又来我家找父亲了。他们不知费多少口舌，父亲就是不同意。最后听说学校答应负责给我补习文化，加上我趁机在父亲面前表态：“爸爸，我先当好学生，然后再当演员。”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父亲才勉强同意了这件事。
我终于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了！当时心里的那个乐呀，真是无法形容。但第一次演出的结果，却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头一次上台，我准备了父亲说的那段《醉酒》的相声，说的是一个人喝醉后撒酒疯，躺在马路中间不起来，有人说：汽车来了，快起来吧。醉鬼问是什么车？先后有自行车、小轿车、大卡车过来，醉鬼都躺着不起来：“让它往我身上压过去。”后来说消防队的汽车来了，吓得他一轱辘地爬起来躲开了：“救火的汽车，压了白压。”这原是父亲说的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段子，可我说完后，台下的观众没一个乐的。
演完后，我问搭档说：怎么人家都不乐呀？他说：你头一回说，人家是不乐。我稍一细想，就找出原因了，说：就算不是头一回说，再这么说下去，人家也乐不了。一是我这么点小孩，说喝酒的事人家不信；二是这段子父亲说了那么长时间，大家印象都相当深了，我怎么也说不过他呀！不行，下礼拜就换！
原以为能像父亲那样赢得广大观众的掌声，没想到却失败得这么惨！此时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谁都能说好相声的。从此，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父亲，看他是如何说好相声的？
父亲是个在艺术上追求绝对完美的人，他对待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那真是没说的。像《关公战秦琼》那个作品两个人说着，搭档是捧的，父亲是逗的。按相声演员的习惯，考虑到表现效果和动作漂亮，父亲为弄清关老爷是左手拿刀，还是右手拿刀？特地去找王军路先生进行了解：在一些有关关老爷的表演中，有没有关老爷左手握刀的情况？王军路先生说有，在什么什么戏里，哪一个场景，关老爷左手拿刀，右手推胡子。父亲问准了有这个动作后，他才在台上应用。如果没有，他绝不乱用。所以，父亲的作品，一般都达到了让人家挑不出毛病的地步。“关云长大刀一横，秦琼摆开了双锏。两人碰面了，谁看谁都别扭。不是一个朝代的人，本来他们就没见着过。来将通名。”“报名吧：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为什么来打仗啊？”“他哪知道啊？”……这段关公战秦琼，不知令多少观众忍俊不禁、笑逐颜开。
父亲在事业上严于律已，精益求精。可是他却很少亲自点拨他的儿子我，而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有一天，因为一场误会，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三、父亲制止了我的那次创作
有一天，父亲去赴一个饭局，回来后没好气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会、不熟、弄不好的节目就不要去演。我莫明其妙地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说：“您说的到底是什么节目，怎么回事儿？”“一个《山东二黄》的作品，人家还是在无线电里听到的。”父亲以为这个节目是我说的。当时我挺纳闷，即去问搭档石富宽，证实这个作品咱俩根本没录过音。我又回来找父亲说：“您说的那个《山东二黄》不是我们俩录的，我们俩没录过那节目。”父亲说：“那也不行，你得好好给我听着，你的节目要想演的话，就必须好好地认真排练。排好了让我看看。”我听了心里一喜：“那好啊！”
我这个人比较会逮机会，因为父亲从不会主动对我说：“把你那个节目说给我听听，让我看看。”这时我就趁机说：“那我就把这个节目排给您看。”都挤兑到这份儿上了，父亲只好说：“行，你说吧。”当时石富宽没在，我一个人先演示了一遍后，父亲就把这个节目中的两段唱，一段京戏的，一段山东的，向我进行了示范：中间应有些什么区别，手式动作该怎么做，怎样的动作是最标准的……
在相声表演上，父亲对我严格要求的同时，还不断告诫我：做艺更要先学会做人。
有一次，领导让我写一段关于服务态度问题的相声段子，批评讽刺一下北京的某些窗口单位的服务员对外地人恶劣的服务态度。父亲知道后，当时就对我沉下脸来：“这个不能写！”我说：“为什么？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父亲说：“你知道一个女服务员，有多大的负担？她要管丈夫、孩子，照顾家庭；而且还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不论是刮风下雨、飞沙落雪，上班、下班地来回跑路；她经历着家里的烦恼忧愁，亲人们的生老病死，承载着巨大的心理包袱和沉重的生活重担。可到单位上班后，她得千篇一律地天天与人笑脸相迎，热情诚恳地为别人服务。倘若其中有一次受到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她这天的态度不好了，是应该原谅呢，还是应该讽刺？如果说你要想搞讽刺方面的东西，你一定要先确定自己的立场，弄明白自己站在什么角度来进行讽刺批评。”父亲特地语重心长地嘱咐我：“搞讽刺艺术的人，一定要有良心。”
四、父亲第一次为我叫好
正是因为父亲对批评讽刺的这种观点，以致我后来读了鲁迅先生书的书后，才知道什么叫冷嘲热讽，知道了讽刺本身包含着热情的帮助与期待。若不是父亲的这一席话，我也不会去找书看；若不看书，那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写一个讽刺作品的时候，要先确定自己的立场。所以，这完全是受父亲教育的结果。
为了回报观众的厚爱，父亲在演出中总是尽心尽力，他给无数观众带来欢乐的笑声。而在生活中，他那表达爱的特殊方式，有时却让我难以接受。
父亲对我们表达爱的时候，也是非常严厉。我觉得很奇怪：他是专门搞笑的艺术工作者，但在对我们的教育问题上，却从来没有采用笑的办法，即使在关心你也是如此。父亲知道我胃不好，到处为我买药。我也不知道什么药治胃病有效，也四处打听。后来打听到有一种药叫胃膜素，是用动物的胃膜风干后碾成粉制作而成，相当难吃。父亲给我买回后，我一闻：一股怪味，这怎么吃啊！放嘴里尝了一下，确实难以下咽，就有些畏难不想吃。父亲就在一旁厉声道：“要想将来好好干事业，你就得吃。”父亲就是用这种非常简单的办法，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掰开揉碎”这四个字，他只用在事业上，在处理一家人的关系上根本不可能有。
举个简单的例子：父亲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他没带我游过一回公园、逛过一回商店、看过一回电影。父亲把所有应该跟我们子女们在一起沟通、生活的时间，全部都搁在相声里了。你听他用上海方言讲述的一个段子：“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面坐着，他在后面站着，指着我的脑袋问：侬打理打理好不哪？”“怎么要打你呀？”“我也想啊，解放后不准打人了呀，我理个发，怎么还要挨打？”……父亲的相声段子，每每使人乐不自禁，舒畅开怀。惟独对我们家人，认真得有点刻板。
父亲给我们更多的印象是：严肃有余，亲和不足。在生活中和与父亲的交往，很少看到父亲慈爱的一面。唯独有一次，父亲在业务上当面夸过我一回，使我受宠若惊。
那年我们排京剧，反串《萧何月下追韩信》。在排练中，父亲当时也坐在那儿排练。我就站在他跟前，几乎是与他面对面地唱。我唱了个非常长的拖腔。父亲闭着眼睛听完了后，一声大喊：“好！”乐得我差点忘了后面的唱词。
能得到父亲的赞赏实在不容易，我当时非常满足，可惜这样的称赞太少。但若是父亲天天夸我的话，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也就不再会如此珍视和珍惜了。
在生活和事业中，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一是做人，二是做艺：做人要善良，从艺应精良。父亲的一生，都是这样鼓励着我。 (侯耀文 讲述 蒋书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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