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嘉宾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对手的特别节目创新中国行，第四站来到重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重庆大剧院。我的深厚就是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地方。这两天在重庆，真的有内而外感受到了重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摆小摊的地方一晃眼就变成了高楼林立，重庆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快，可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提出了诸多问号，比如说重庆从天上掉下来了IT业，IT业在重庆这样的高速发展，对于重庆到底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宏碁、华硕、富士康这些IT业纷纷已经入驻了重庆，IT业的进驻对重庆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重庆该倾力打造IT业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个辩题“重庆该倾力打造IT业吗？”

    掌声请出红方的第一位嘉宾，他就是重庆大学副校长孟卫东先生。孟校长您好，一句话表达您的观点，到底重庆该不该倾力打造IT业？

    孟卫东：重庆倾力打造IT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是打造内陆高地的必然选择。

    主持人：谢谢。请就位。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咱们听听蓝方怎么说，掌声请出蓝方的第一位嘉宾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先生。

    彭真怀：把IT业倾力打造为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它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消极后果，以惠普破土动工为起点，IT产业的重庆刚刚经过一年的时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主持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也就是我们现在应该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甚至在身处其中的人也应该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我们先听听身处其中的人自己怎么表达观点，到底为什么倾力打造IT业是必然的选择。有请孟校长，两分钟观点阐述。

    主持人：谢谢孟校长。孟校长实际阐述了重庆这两年大力发展自己特色经济的几项重要措施，但是在这几项重要措施之前，我们首先要探讨到底该不该这么倾力发展IT业，你也说到了IT业现在占重庆GDP一万亿，三分天下目标其一，可以说现在是倾重庆之力在打造重庆特色的IT业，到底该不该我们再听听彭院长的阐述。

    彭真怀：把IT业打造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这与重庆过去的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产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之所以指出从去年惠普动工为起点只有一年时间，如果大家称赞、大家肯定现在史记还不成熟，我这样讲基于两点理由：第一点，重庆的IT业加工贸易只要一种大的格局没有变。怎么说没有变呢？因为还承接了沿海的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来看，我们国家所谓的加工贸易以芭比娃娃为例，在美国芭比娃娃是10美元一个，我们所得到的是3.5美分。还有比如ipad的加工，在国外美国售价449美元，在中国我们的代工费是9美元，这样一种情况同学们想一想，从芭比娃娃到ipad，最后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得的一个是3.5%的利润，一个是1.8%的利润，这种情况我们的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这样一个大的格局，加工贸易的大格局。重庆现在2/3是要出口海外市场，这个大格局没有变。

    第二点，目前结构性和总量性同步下降，从2008年以来，美、日欧对中国进口的大门沉重的关闭上面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国家采取了多种出口措施，都没有使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正因为如此，广交会从2008年以来一直是成交额持续下降，而从今年开始中央已经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出口政策，把出口政策改变为进出口并重，并且将在昆山开展以进口为主的交易会。这样表明重庆过渡的倾力打造IT业我认为目前需要进一步关注。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彭院长。我们的自由辩论马上开始，彭院长的第一个辩论是天上掉下来的IT业大多是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这种低端产业链别人拿3.5%，你还拿3.5%吗？不过把这个3.5%从东南沿海搬到了重庆，这个有什么路径？

    彭真怀：不是3.5%，表面上看是个高新技术产业，我们自以为是在高搞技术创新。

    孟卫东：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应不应该在重庆发展IT业，刚才彭院长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放在更大的层面，这需要我们整个中国人，我们所有的中国企业共同的努力，来强化我们的研发能力，增强我们的自主创新，推出我们的品牌，我想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彭真怀：重庆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重庆的发展不仅代表重庆，而且代表整个西部12个省区市，也是整个中国技术升级的标志。

    孟卫东：我想我刚才也曾经提到了，重庆不是单纯的去做加工，而且通过加工整机生产，带来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元器件、零部件的配套、生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发展了离岸结算。有一个大致的统计，大致在研发这个环节的利润率大概是12%左右，加工大概不到3%，在3%左右。而结算这一快的利润率一般在18%以上，事实上惠普的工厂还没有开工，就为重庆贡献了六七十亿的税收，这都来自于惠普把它的亚洲结算中心放到了重庆。所以说，重庆的IT业不是一种沿海的加工模式在内陆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产业链的延伸，更高端的发展。

    孟卫东：我要回应孟校长的是，惠普之所以把它的金融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到重庆，这是因为重庆市政府行为给了巨大推动，在土地劳动力方面给予很大优惠，重庆在考虑中必须考虑四个要素，即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的要素。在这四个要素当中，重庆市政府用行政的力量推动了环境建设，那么这种环境建设政府的投入能够持久吗？能够可持续吗？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一年的时间我们对一件事情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而且从国际大形势来看，整个IT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方面挑战的各种事例。那么重庆举政府之力倾力打造IT业迫使其他产业的发展，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是值得忧虑的。

    主持人：其实孟先生刚才有一点值得为我们答疑解惑，到底重庆的IT业加工贸易和东南沿海有什么不一样？比如东南沿海是“两头在外”，我们重庆是“一头在外”，怎么理解？

    孟卫东：“两头在外”是说的原材料、零部件依靠进口，在本地加工组装成品出口，这是两头在外。重庆地处内陆，如果说我们采用两头在外的模式，势必会增加物流的成本，由于西部我们的要素相对来说比较低廉，而带来的成本优势就会丧失殆尽，所以说重庆是创造性的提出“一头在外”，就是在重庆本地进行整机配套。我们现在的配套率已经达到了50%，名后年就可以达到80%的本地化配套。

    孟卫东：其实刚才我还有几个问题我想接着说，一个是关于时机的问题，在这里面我们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种态度，对于机遇的把握，对于风险的一种态度。俗话说，最大的失误是丧失机遇的失误，重庆实际上是在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陷入谷底的时候，敏感意识到危险当中蕴含着机遇，实际上当时吸引惠普入驻重庆，主要是想面向国内市场、面向内需，这样重庆就比沿海具有更好的优势。

    孟卫东：我想我们用事实、用数据来说话。在去年还基本上是空白，今年我们笔记本的产量将会达到2500万台，明年会达到6000万台，后年就会达到1亿台，这是一个情况。

    彭真怀：我想请教孟校长，怎么可以根据从去年破土动工的生产能力，推动明年、后年乃至更长远的笔记本生产能力，因为整个国际形式深不见底，现在我们说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IT业也毫不例外，您是依据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孟卫东：包括我们传统的笔记本电脑和现在的平板电脑，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需求仍然是非常旺盛的。而且重庆现在的目标很快就可以实现，以后全世界每3台电脑就有1台是在重庆生产的。

    主持人：谢谢。我们看到重庆的高速发展，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这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里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政府的投资以及政府通过行政的做法来大力发展IT的做法能不能持久？孟先生怎么看？

    孟卫东：首先，重庆政府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做了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力量做不到的事情，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进项物流，下面我们来看看出项物流，就是成品加工出来了以后我怎么出去，这个物流成本。在重庆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江海联运走海路，但是这个一千多公里接近两千公里的内陆运距势必会加大物流的成本。为此，重庆市政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争取了国家的支持，争取了相关国家的支持，打通了经过重庆到新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一直到德国杜尹斯堡的陆上新的丝绸之路。

    主持人：新的欧亚大陆桥。

    孟卫东：也可以这么说，我个人更加倾向于叫做新的丝绸之路。这一些事情不是企业自身能够做到的，而我们政府帮助企业做到了，而且这样打通了以后，它的受益者就不仅仅是外来的IT企业，而是所有地处重庆，甚至所有地处西部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本土的企业，另外重庆经过争取，建立了两个主要的内陆最大保税区，西永综合保税区和寸滩综合保税区，这就为我们节省关税，最主要的是给我们通过海关报关、验关、封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至于说这样一个地价是给予了一定的优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每年从中拿回来的税收将会对重庆的产业、民生、本土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孟卫东：应该说所有的投资，政府只占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这就是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打造，真正的投资主体还是我们的企业，不管他是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别的地区。我想在这个中间，真正的主体还是我们的企业，真正的推手还是市场。作为企业来讲，它到重庆来办厂、来投资，不仅仅是看到地价便宜，如果说他到了重庆挣不到钱，土地白送还倒贴他也不会来。

    彭真怀：刚才孟校长讲到“渝—新—欧”铁路也好，关于保税区也好，这样的投入是政府的投入。“渝—新—欧”本身不仅仅对于一个直辖市有利，而对于整个西北地区都是有利的，这样一个地区重庆如果把它理解为与倾力打造IT业有关联，这个问题的判断我个人认为是不准确的。第二个问题，“渝—新—欧”铁路目前的运营能力目前还是很低的，现在因为没有更多的产品要运送，而这个运营能力本身也不是重庆一个城市享有的，现在西部各个省都再给重庆争取通过这条铁路运营通货的能力。

    孟卫东：我可以告诉彭院长，“渝—新—欧”铁路是在2011年的9月开始实验性测试，所开通的第一辆测试专列运送的是重庆本地的摩托车，所以说这一条通道的打通不仅仅是针对IT企业，是针对所有的企业。

    彭真怀：我想重申“渝—新—欧”并不是针对IT产业这样一个判断。

    孟卫东：但是确确实实是为了引进IT企业，促使重庆市政府加快了沟通、协商的步伐，促使了这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尽快的打通，这样也是一个情况。刚才还说到了廉租房的建设，同样的我的判断，包括我们所有重庆市民的判断都是，我们建设廉租房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企业，一个特定单位的市民，是面向所有全市的中低收入阶层。重庆市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创造，如果说重庆吸引了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全球前六大代工厂入驻重庆，他们还看重很多。

    孟卫东：重庆作为始发站具有独到的优势，也就是其他地区的，即使在新疆也必须拉回到重庆，以重庆作为始发站，这就是重庆独特的优势。

    主持人：谢谢。我们今天探讨一个地方兴起一个产业的时候，除了投资之外，除了企业的助推以及政府的助推之外，还有一个根本要素绕不出去就是人才，在打造IT产业的过程中，重庆在这方面人才的积淀你认为是充足的吗？

    彭真怀：今天重庆大学来了一些学生，你们现在还在读，无论是本科或是硕士，或者是博士，你们做好了把重庆倾力打造IT业作为第一支柱产业，重庆过去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吗？在过去所发展的电子产业都是低端，现在突然间这样一些世界巨头都来了，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做好准备这是现实，但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直到现在为止，我在重庆引进人才政策方面，我没有看到任何为IT产业引进人才的特殊政策。所以对IT业我本人是持观察的态度，不仅仅在政府创造环境上给予更多的优惠。

    孟卫东：很高兴我今天可以消除彭先生在内的一些人对于重庆的误解，重庆在IT业的知识技术人才上面具有多年的积淀，也许很多观众不知道，中国的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在重庆，诞生在电子工业集团24所，重庆拥有西部最高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我们现在有超过60家高等院校，大专学生、在校学生超过80万，同时重庆有很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我们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超过50万，我们每年能够为IT产业培养超过15万的各种层次的人才，重庆早就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只是说我们后继而勃发。

    主持人：谢谢。刚才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去探讨IT产业进入重庆的影响，以及我们该不该倾力打造IT业，这个时候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重庆的本土产业，这些IT业巨头大量涌入，会不会对重庆的本土产业造成影响，大量政策的倾斜，会不会对重庆本土企业造成一定的挤压，广告之后咱们继续辩论。

    主持人：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对手》的辩论现场，刚刚我们把目光放在了外来企业，现在是调转船头看看我们本土企业，外来企业会不会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压，首先请出蓝方的辩论员，首先请出蓝方的第二位辩论员王福重，掌声有请！

    王福重：当然会，好比重庆的女孩美女比较多，弄了很多外来的人把我们挤走了，本地的光棍就是有限的，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给了他就不能给他。

    主持人：政府资源是有限的，双方不可能满心欢喜的抱着女孩归。掌声请出重庆金山科技的董事长王金山，有请！身为重庆本土企业的代表，好好说说心理的感受。

    王金山：外来企业进入重庆，不但是挑战，实际上他是机遇，很大的机遇。

    主持人：谢谢，请就位。看人家本土企业企业家都没有觉得受到挤压，人家觉得是机会和机遇，你外来反而这么揣测，先让两分钟观点阐述。

    王福重：重庆做很多事情不用这么着急，市场也能完成，市场完成一个事情和政府完成一个事情的区别说：一个政府追求是比较着急，要看得见带来税收很快得到，市场看起来比较慢，政府做事的时候，比如说重庆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引进了惠普等等，但是发现他做的时候，是从本土企业的需要，从构建完整产业链需要出发的吗？不，实际上想做大GDP角度出发的，本来没有想跟本土企业进行对接，本来客观上是挤压他；二是当政府做事的时候，他怎么样选准谁该来谁不该来。政府由具体人组成，由他的偏好决定，偏好这个就喜欢引进这个东西。但是说，你这种偏好，是不是跟原来已经有的企业，比如说重庆的汽摩行业或其他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对接。比如说过去日本的，发改委是禁止索尼生产产品，喜欢干别的事，日本做了很多GDP，最后还是靠索尼、本田来做大日本企业本身。所以说，而且你不要说他大，大不一定好，容易吸引人来，吸引大的，来得容易去得很快，不要说今年产2500万台笔记本，后年1亿台，那是你静态看，你怎么知道惠普不会一夜之间倒塌。比如摩托罗拉不生产平板了，你怎么知道惠普过几年还行，其他地方过几年不行。他不产、你产1亿台，你产不了这么多，客观上造成本地企业的挤压，要达到的目标其实也没有这么美好，只是暂时的兴奋一下。

    主持人：听听本土企业家王金山到底为什么没有感到挤压，为什么这种冲击是机遇？

    王金山：为什么说外来企业进来是机遇呢？我认为从五个方面：一是从产业集聚、人才集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企业的生存环境；二是项目的增加，活力在增强，资金也同时进入了重庆；三是外来尤其是国际化的企业进来，管理的思想理念、先进的理念也把本地企业带向了国际化；四是外来企业进入增强了我们服务业运行能力；五是外来企业进入本身是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外来企业会助长重庆的力量。

    王金山：重庆企业的加工生产很多地方的配套基本上沿海或者在国外，比如说以景山公司为例，以前的芯片生产在国外，加工或者模具这么多东西在沿海地区生产，现在外来企业越来越多，在重庆已经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所以现在的很多加工不再到沿海和国外了。

    孟卫东：另外一个想请教一下王福重先生的逻辑，恰恰是王先生在静态的看待问题，你的假设是灵活的游戏，你多一口我就少一口，我们现在是在做增量，在一个空白的地方长出了一大块蛋糕，你说这是挤压还是说是一种溢出？

    王福重：我承认共赢是每天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国际贸易是每天共赢，在特定的情况下重庆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比如说他掌握的土地是有限的，能减免的税费是有限，官员服务热情是有限的，都是有限的，我们讲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他仍然存在一个挤压问题。刚才金山先生说他的企业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不否认，金山可能跟惠普对接得很好。我们摩托车怎么跟惠普对接，火锅怎么跟惠普对接，本身没有对接东西。刚才讲一点很对，就是集聚效应。比如说从市场的角度来讲，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当东部沿海地区GDP迅速增长以后，任何高科技企业最后变成劳动密集型企业，惠普和重庆老油火锅没有高下之分，当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之后，各种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有些东西转移到西部没有什么怀疑，如果不跟这个地方对接，不跟本地嫁接，长不出很像样的果实来。

    孟卫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据我的了解，现在惠普他不是说把在广东的加工厂转移到重庆，而是在世界其他的一些国家本来要布局的增量的一部分，经过我们的努力，把它放到了重庆。这对于惠普有好处，对于重庆有好处，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也有好处。

主持人

    主持人：特想问问当事人金山兄作为本土企业，这两年大量IT企业进入内地，有没有感觉竞争小于压力？

    王金山：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首先纠正蓝方提出的问题。蓝方提出重庆发展IT行业只是笔记本和摩托车，不只是摩托车和笔记本，还包括很多创新，金融创新、离岸结算创新，这都是重庆的优势。第二从企业本身来说，或者看到重庆的企业，他们感受到的变化。说实在的，最近三年重庆大量的外面的企业进入重庆，重庆的企业明显的感觉到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重庆企业的感受。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从来没有感受到他生存的压力。

    彭真怀：感觉女企业家告诉我们，原来他们是大老30强50强，现在外企来了他们是小老了，这个怎么解释了。仅仅是定位吗？公共资源土地更多是入驻重庆的外企还是重庆的小微企业？

    王金山：你是宁为鸡头还是凤尾呢？

    彭真怀：我刚刚从浙江调研回来，小微企业才能重庆的希望。重庆3200万人民的生活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大型企业经济效益产生了，如果处理不好发生重大的经济困难，这些大型企业给重庆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

    王福重：第一个说惠普不是其他地方迁来是从其他国家迁来的，对我们讨论问题没有区别，不管从哪里迁来不能说惠普就是有前途的企业。过去IBM做笔记本现在给联想了，这个事情是看不通的，怎么说是创新，是核心的研发中心创新中心，重庆有几十所学校有多少大学生。中国这么多年有在IT业任何原创的东西出来，没有，我说的是一个都没有。因此，不能指望说把外国企业弄到中国来，不能说真正成为全世界笔记本的中心了。不要觉得越大越好，好比说不要觉得重庆的餐饮就是很有希望的。比如刚才彭院长说的惠普一来，就像过去富士康在深圳龙港，一下给那么一大片地40万人在那里就业和生活，现在跑掉了，怎么知道后来不跑了。重庆的火锅餐饮业不要瞧不起他，他比惠普好，好比如说麦当劳，他的商誉价值，解决的就业、创造的价值、税收和长期看来创造的东西比惠普要大多了。而且重庆火锅怎么做，重庆人知道，惠普怎么做，谁也没有把握。

    主持人：重庆的IT产业和重庆本土的企业没有对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没有对接，是不是恰恰证明没有竞争关系，对这方面没有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压？

    王福重：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不是挤压了本地企业的生存空间，对不对。好比说过去有这么多产业在重庆，有哪一个产业一下给几千亩地，没有，只有惠普一下拿到这么多资源，重庆一共才有多少地，不可能不挤压他。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和尚就得照顾本地，有这些外来的和尚就瞧不起本地了。

    彭真怀：公共资源的蛋糕是固定的，重庆8.2万公里的土地是固定的，这是政府主导的工程。二是劳动力资源的问题。劳动力资源，现在政府为了能够引进这些所谓到重庆的大企业，IT企业，那么好了，给他们盖了公租房，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本地的企业怎么办，会给本地企业盖这样的房子吗？三是政府在一定时间政府中心工作是一定的是有工作目标，这个目标是当今重庆市主要的精力都放了IT业，不会放在当地的小微企业，尽管有所照顾。这三种情况，土地的资源、劳动力的资源，政府工作的态度和热情目标，全部是围绕大企业，这种做法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王金山：彭院长讲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发生矛盾的时候肯定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重庆把很多资源拿给外来企业，这是事实，这点是重庆政府的高明之处，他一定要讲究效率。在讲究效率前提下再来讲究公平，这是合理的。

    主持人：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对手》的辩论现场，到底重庆该倾力打造IT业，与此同时会不会对本土企业有一个挤压，现场有一个表决结果，请看大屏幕。支持红方观点55%，恭喜红方。我们刚刚探讨的是重庆IT业的发展，那么现在能不能把目光站在高一点，重庆的实践对于整个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作用，并且在内陆发展时是不是有借鉴意义、推广意义，下面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

    主持人：也一轮咱们辩论的话题就是重庆实践能不能在西部城市大力推广，掌声请出红方的第三位嘉宾，他就是重庆行政学院教授苏伟先生，有请苏教授。苏教授您好，一句话表明观点，重庆实践到底能不能在西部城市推广？

    苏伟：应该是能的，因为重庆的开放实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有推广价值。

    主持人：谢谢，请就位。掌声请出蓝方的第三位嘉宾，他就是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易鹏，有请易鹏先生。一句话表明观点。

    易鹏：重庆试点在西部地区可借鉴，但绝不能复制，更不能大力推广。

    主持人：谢谢，请就位。可借鉴但是不能复制，不能推广，到底原因何在呢？咱们先听听能推广的原因。

    苏伟：重庆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边，就在内地建立起一座内陆大开放高地，得益于它的市场体系建设。那么正如重庆修了这样一个大剧院，世界各地的高水平演出团队就来演出一样，重庆你看这几年“五个重庆”建设，把大开放的软硬环境搞好了，市场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包括技术市场等等都已经修起来了，相当于一个舞台搭起来了，有这个舞台能够演出，所以高水平的演出团队就来了。你看重庆创造了一个中西部地区，甚至于可以说全国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最低的物流成本、最低的资金成本、最低的劳动力成本，还有最低的社会成本，那么资本是市场而来的，开放的机制是市场，政府不能拉郎配，拉郎配你拉来个企业五百强只能在针尖上跳舞，而我们是凭借市场体系，所以你不用去拉，你把这个舞台搭好，他就会踊跃的来表演。

    主持人：谢谢苏教授。只要政府把舞台搭建好，自然会在你的舞台上演习。

    易鹏：因为重庆和西部其他地区有三不同：第一，地位不同。重庆是国家确定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重庆是直辖市，它有内陆地区唯一的国家新区两江新区，所以它是城乡统筹示范区，所以它有两个保税港区，在中国目前区域经济建设过程中，政策起到很大作用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是很难有这种地位的。第二个不同是条件不同。什么条件不同呢？重庆是有长江这个黄金水道，有海陆空的加工贸易条件，能够降低物流成本，西部很多地区是没有长江黄金水道的。第三个不同，阶段不同。重庆到2010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6.8%，而西部绝大部分地方是40%以下，西部别的地方可能是工业化到前期阶段，而重庆是中期到后期。所以总结前面三个不同，重庆的实践可借鉴但不能推广，更不能复制，可学习，但不能照搬。

    主持人：一开始我特别想问问苏伟先生，刚才易鹏说了很多不同，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么多西部城市他们的共同禀赋在哪里？

    苏伟：首先易先生说的那几个理由不是太成立，首先世界五百强不是冲着你官大官小来的，是冲着你市场条件来的，在以前我们就是直辖市了，但是我们刚刚成立直辖市时引进外资还不如虎门一个镇。第二，重庆的两江新区、两个保税港区这是中央大力支持，是很重要的条件，但是之所以有西永综合保税区，那是重庆引进了惠普，从中央发现要使惠普的4千万台笔记本电脑在重庆落户生产，非得给重庆一个综合保税区，所以我们是先引凤在筑巢，而中央是支持我们筑巢。

    易鹏：这个观点我略有不同。惠普以前在上海，之所以要西迁，确实如你所讲可能重庆有它的优势，重庆的物流是最低的这个不见得，难道重庆的物流成本比深圳的连港还便宜吗？

    苏伟：易先生有所不知，惠普到重庆恰恰是因为重庆的物流成本比深圳更低，为什么呢？如果是绕到太平洋再到欧洲，那确实比深圳的物流成本高。但是重庆打通了“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什么意思呢？重庆的惠普笔记本电脑销往欧洲是火车从重庆到德国，所以这个物流成本就比沿海地区还要低，这是惠普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易鹏：这个物流成本我告诉一个数字给你，“渝—新—欧”这条铁路通了以后确实对重庆有推动作用，但是“渝—新—欧”到现在为止运出的货物总量大概几千亿美金左右，几千万美金和三百万美金中的比重知道了。从铁路运输，节约的因素是时间成本，但不可能节约物流成本，因为水运、海运是最便宜的运输。所以为何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时世界五百强企业明确要求在中国的投资是不跨过京广线的，但重庆的惠普利用了航空港的运输，而不是传统的运输，但事实上我们来看，苹果的ipad主要放在成都生产，成都和重庆比较起来，物流成本比重庆也并没有更高。

    苏伟：临空型的经济，确实沿海和内地，重庆和成都差不多，但是惠普的老总有一句名言，他说在高油价时代用飞机来运输笔记本电脑是一种奢侈。你说的是眼前的事实，但是惠普的老总考虑的是长远的战略，那么高油价时代有没有可能来临，高油价时代以后飞机的航空运输是没有了，“渝—新—欧”的战略优势会不会更大？从今年起我们是每周一班“渝—新—欧”的五定班列，从明年开始每天一班，从后年开始就是每天两班。

    彭真怀：我有一个问题我想提醒一下，你们的辩题是重庆的实践能否在西部推广，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重庆的实践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知道重庆的实践是什么，我们才可以讨论重庆的实践可否在西部推广。

    苏伟：最重要的还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加工新模式，内陆加工就有点像是无土栽培一样，加工贸易就是来零件组装，三来一补，但是你在内陆零部件进来物流成本就加大了，所以在08年以前，我们国家确实99%的加工贸易都在沿海，这就是樵夫难为无米之炊，重庆化腐朽为神奇，我们把这个锅变成一口宝锅，米就在过里升起来了，这就是重庆“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新模式。这个模式现在四川、陕西、云南都已经在学了、在做了。

    易鹏：第一个概念叫巧妇，为什么重庆的实践很难推广，因为巧妇是一个稀缺资源，而最缺的就是人才，反过来也是缺巧妇，在西部地区每个地方有有吗？如果都有了中国西部地区发展就不均衡了，实际上重庆确实有巧妇，别的地方不见得就有巧妇，所以没有巧妇的情况下要让巧妇来做饭要烧胡的。

    王金山：重庆的模式我认为是思维创新，没有思维创新的话发展不了今天，重庆尽管有些要素不具备，但是重庆也有别的要素其他城市不具备，关键是思想，其实中国人的思想大脑都是差不多的，为什么重庆能创新，别的地方不能创新。

    苏伟：易先生刚才的观点恰好证明我的观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重庆发明了一种巧妇可以做的方式，我打一个更简单的比方，无土栽培，栽本来要有土，内地没有土怎么办呢？重庆发明了一种无土栽培的技术，这种技术是可以推广的，而且内陆贸易加工的模式恰恰是不依赖于大量的物流，进项物流，零部件我们是内地生产，所以新疆也好、甘肃也好、四川也好、陕西也好，他没有黄金水道，但是它的零部件企业到了本地，所以零部件就可以出来了，主要是出项物流的问题。

    彭真怀：刚才苏教授回答了就是重庆““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新的加工贸易形式，这样一种模式在西部地区可以推广吗？我想在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能源大区，在这个地方推广“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形式可以推广吗？在新疆是一个民族自治区，它的兵团经济发展、石油化工经济发展都有自己特定的优势，请问在新疆可以复制推广这种重庆“一头在外、一头在外”的模式吗？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苏伟：重庆的对外开放模式是一个市场机制的舞台上，然后今朝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模式，而且这不是重庆经济的全部。内蒙有它的优势，再打一个更接近的比方，譬如说云南，云南主要面对东南亚加工贸不一定成为主流，因为加工贸易一定是后发地区，你没有别人的品牌和技术，如果我们本土的笔记本电脑可以卖到15000元一台，我们何必引进惠普，我们就不搞加工贸易，搞服务贸易就行了。正因为我们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品牌技术不如人，为了更快的发展做加工贸易，说的是加工贸易的模式。

    苏伟：云南主要发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按照如果云南要针对欧洲、美洲出口也应该运用重庆“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还是后发达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条路。

    王金山：思维方式是决定这是否能够推广的关键因素，重庆的实践已经证明，刚才彭院长说两年、三年还不能看出结果，但事实上，重庆的实践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也许三年GDP增长15%以上，全国增长的第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取决于重庆政府、重庆企业思维方式的转变。

    王福重：刚才苏伟老师讲的市场做得好所以有人来了，金山先生就讲了关键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我就说没有巧妇，重庆不是巧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没有巧妇但是有米，这个米就是中央给的政策，比如说你说的五个中心城市之一，比如金融中心城市，这是意味着很多钱的。重庆哪有这么多钱，哪有钱造“渝—新—欧”铁路，哪有钱造基础设施，无非就是拿到了这个米，因此我不认为背后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只是说里有了这个定位，拿到了这个钱才做成了事，因此在这个事情上我倒同意其他地方要学的话真是学不来。

    苏伟：中央并没有给重庆多少钱，政府是怎么作为的，这几年重庆建立起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但是当年人民银行体制改革，西南地区的分行设在成都，重庆没有金融中心的优势，重庆市怎么办呢？就大力发展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这个事要有勇气，因为你发展本地银行，我们的存款可以都投到重庆，政府有这个影响力，但是鼠目寸光我们是大量的发展外地银行，说老实话关系再好，重庆的存款有6成投到重庆不错了，但我们宁愿损失一些贷款，大力发展。第二个，刚才王先生还说了重庆得了很多钱才得以发展，重庆的基础设施怎么弄的？是重庆八大投自己找的钱，老板不愿意投资，到国有企业的增资，这几年重庆八大投修了一千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修了二十几座桥。

    苏伟：按照彭院长的说法，北京发展一定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但是不然。回到我们辩论的主题，即便我承认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但是我说的是一种方式，重庆创造的无土栽培的方式，重庆结的果最大，但是这种方式西部能不能种呢？这才是关键。

    主持人：我们的创新中国行一路四站下来。无论是南方特区深圳、北方老工业基地沈阳，东部沿海的杭州以及西部山城重庆，他们各自地域不同、资源部同、条件不同，但是通过富有个性的创新，他们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继重庆之后，我们本年度的对手创新中国行就告一段落了，明年春天，我们希望继续启动创新中国行的第二季，继续聚焦中国经济的热点地区。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就是今天的《对手》，我是王凯，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