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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体系在中国的剪影

发布时间:2013年01月04日 16:2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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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化艺术史上的“白银时代”。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是在那个时候,通过自己舞台表演的积累,渐渐勾勒出了自己的演剧体系。历史推演至20世纪30年代,即便放眼寰宇,斯氏体系也可谓如日中天,美国的“方法派”就是受斯氏体系的影响而产生的美国化了的演剧体系。据美国戏剧学家斯泰恩说,当时“纽约上演的契诃夫的作品比莫斯科的还要多”。

        193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同红色的苏联复交,国内的经济局势也处在欣欣向荣的“黄金十年”,经济的繁荣以及与苏联的化干戈为玉帛,使得左翼文学在国民党眼皮底下茁壮成长起来,斯坦尼体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1935年春寒料峭之时,梅兰芳访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幢苏联政府赠与的百年老宅的家庭剧场里,两位从未谋面却神交已久的艺术家第一次把手握在了一起,其时梅兰芳41岁,斯坦尼72岁。那次会晤双方的谈话,在许多传记中都讲的语焉不详,但是据梅兰芳回忆,斯氏生前导演他自己最后一部戏时,时常对演员提及那位东方的“梅”。而梅兰芳在建国后也撰文指出“把我们的戏剧遗产,也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出完整的体系,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1937年,郑君里搞到了《演员自我修养》的英译本并译出了第1、2章发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郑君里同章泯、葛一虹等人断断续续地合译直到1943年才最后成书出版。早期将斯氏体系运用于舞台实践并取得较大影响的是建国后北京电影学院的首任院长章泯,《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娜拉》等都是章泯于30年代中期按照斯坦尼体系排演的。“整体化”、“体验角色”等斯氏体系里标签式的语汇,成了章泯导戏的自觉诉求和针对演员具体而微的要求。1941年张水华从重庆来到延安,带来了《剧场艺术》等杂志,里面有介绍斯氏体系的一些文章。凭着这些雪泥鸿爪,鲁艺实验剧团也开始了对斯坦尼体系的实践运用,排演了《带枪的人》、《钦差大臣》等苏俄剧本。将斯坦尼体系运用于教学则要归功于黄佐临的夫人丹尼(金韵之),1938年,在战时辗转至四川江安一隅的国立戏剧学校的讲台上,金韵之在教学过程中全面介绍和运用了斯坦尼体系。

        告别了过往话剧社团的林林总总,新中国的话剧艺术有了固定的要看齐的样板,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对凭借着人才的集中与吸纳,很快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标杆,而青艺、人艺无一例外的都把斯坦尼体系奉为了排剧的圭臬。建国后的第一部话剧《保尔·柯察金》,便是孙维世集合青艺的骨干排演的。孙维世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国立戏剧学院,完成了5年戏剧导表演艺术课程的她,对斯坦尼体系自然是了然于胸的。据剧中保尔的饰演者金山回忆,在孙维世“注意,别耍技巧!”、“注意你所处的环境”、“要自我感觉、要从自我出发!”的耳提面命之下,他“心神交瘁,寝食不安”才渐渐进入了一种和保尔相融合的境界。在斯坦尼体系中国化的道路上,戏剧大师焦菊隐自有创见。他将斯氏体系中 “内心视像” 的概念,结合中国传统美学里的“心象”说,在50年代排演《龙须沟》时明确提出“这次创作,要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先培植出一个心象来,再深入寻找其感情基础”。而从学界对斯坦尼体系的讨论上看,艺术的问题往往被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相裹挟遭际着冰火两重天的对待,在云波诡谲的涨停起落里,争论所折射出的已经不再是艺术藩篱下的应有之义。

        斯氏体系所要求的“创造活生生的人的精神生活”、“动作与情境”、“连串动作”等概念在当今国内任何一家戏剧表演的高等学府都还是作为学生入门讲授的不二法门。按照体系的要求,从一开始解放天性,到后来有事件小品,画面小品、音乐音响小品,然后开始排剧本片段,最后变成一个大戏形成一个完整的剧作的创作是目前通行的演剧教科书的基本脉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文学艺术领域都在被先锋思潮所洗礼, “新潮”、“前卫”诸如此类的定语标注在了戏剧的前面,新的演剧形态是艺术家们的标榜?是新的社会阶层自我符号化的时髦追求?还是不少学生演员那种“站在戏剧之上看戏剧”的悸动无畏?这些只可视作文化的现象,在中国做派与风格的演剧艺术成型上,我们只能说自己还在路上。不过,如同对老子思想玄妙的归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般,斯氏本人晚年也说,“不存在任何的体系,存在的只是天性。”天性是什么?恐怕那才是个道可道,非常道的终极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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