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远立、《对话》栏目主创人员齐文星、郎涛做客中国网络电视台，畅谈中国医改。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国网络电视台为人独家呈现的《对话》在线直接访谈节目，我们知道《对话》节目将在7月24日晚上播出陕西医改的节目。我们这期《对话》访谈围绕这期节目进行访谈。首先介绍一下这次在线访谈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刘远立教授。你好，《对话》主编齐文星，还有《对话》的导演郎涛，还有医管司个周司长。对于这一期医改节目，从创作到最后的实施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期节目？
　　齐文星：我们做这一期节目，您念到的题目是中国医改和山西样本，中国医改是长期的一个事情，我们作为媒体来说，看病其实和每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的，我们长期也是在关注中国医改的进程。后面我们说，山西样本，我们之所以管它叫样本，我们只是从中国医改里面发现了一些做得好，做得先得地方，我们要把这个样本提来。
　　主持人：关于医改的节目的内容，我们之前《对话》栏目也做了很多期，这一期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什么探索？
　　齐文星：医改是一个老话题了，我们也做的各种各样的探索，这期节目在周末播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在陕西选了三个县，这三个县在县一级的医改上面都有了一些自己做得很亮点的地方，我来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这个到时候，我们可能这期节目和我们以前做医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从下往上做的，我们从基层发现了一些亮点展示出来。
　　主持人：这期节目是县域医改，主要是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刘教授，我知道您是多年从事这个研究，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您对于县域医改这方面您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探索没有？
　　刘远立：医改首先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永恒的话题，咱们的新医改方案是2009年颁布的，今年是医改实施头三年的收官之年，这三年当年，从全国范围来讲，主要想通过五个方面的一些改革和发展，能够缓解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谈到老百姓的医疗服务需求，我们六普资料表明，我们大概有六亿四千五百万中国人民还生活在农村，而农村的看病贵看病难的解决，有很大程度在县内来完成的。因此，县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龙头老大，县医院这一级的改革就成为了重中之重，所以，我以为县域的改革可能是解决中国的基层医疗服务需求，尤其是农村服务需求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域。我们《对话》栏目抓住这个重点领域，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
　　主持人：我们这一期的《对话》栏目结合了三个典型县的医疗改革的方法，这种经验的案例，他们依次是神木县、子长县、府谷县，对于更多的问题，我们观众朋友还是通过节目了解，我们不做探讨了。刘教授，您谈完了对于县域医改的认识，您从事医改很多年，您对于以药养医方面有什么感受？
　　刘远立：以药养医的方式主要是医生靠医药的收入作为主要来源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全世界的使用方式应该是被淘汰掉的方式。我们医疗领域的发展应该说走过了一个开始，望闻问切，开点简单的药，郎中，大家开始有药店开始卖药，对医药的以来，以药养医，最后是切断以药养医三个发展阶段。咱们还处在一个被大多数的国家，已经放弃的一个以药养医的阶段，肯定是不好的。这个方式两个坏处，第一，它抹杀了我们医务人员高技术的价值，把我们医生缩短为一个卖药的贩子，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医生劳动的一个不尊重。第二，它由于是以药养医，多开大处方多赚钱，带来的结果可能使得我们看病更贵，药价虚高，对老百姓的负担更重。第三，多吃药不见得是好事情，乱用药，乱用抗生素，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这三大方面的害处，使得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放弃了以药养医，我们刚才谈到陕西的样本，很重要的就是要解决以药养医的机制，从公立医院的改革，从大病的救助，从支付制度的改革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我给全国解决以药养医提供的经验。
　　主持人：陕西的以药养医的经验可以在落后一点，甚至更往西一点的地方推广吗？
　　刘远立：我们这个节目叫样本，不叫样板，一字之差体现了我们节目制作人的苦心。样本作为一个例子，它在陕西解决收入还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它先做出来了，是不是能够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推广，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中国这么大，我想很重要一点，共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专家，共识就是要因地制宜，现在我们谈到推广之前，我们不妨稍微来看一看，到底我们说的陕西样本是什么东西。
　　在周日即将播出的栏目里面一个是子长县。我们知道医药卫生改革在乡卫生院和卫生室推广得比较快。子长县是我所了解的，最先探索在县这一级切断以药养医的机制，实行政府统一进行预算制管理的样本，这是子长。府谷县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县，它在改革当中最大的特点是，它在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县这个层次，主要依靠民营企业家的捐赠建立了一个大病救助基金，用1.4亿的基金的投资的受益来每年大概提供一千万左右的二次救助，这是从筹资制度上一个非常大创新。镇安是一个低收入的县，它的改革最大的亮点是在县的住院支付服务它改变了以以往的按项目付费，如果按项目付费，我多做项目，多做手术，我赚钱，促使了医疗费用进一步上涨，而它现在改变了这种方式。它是按病种支付，主要一个病种，比如阑尾炎，就一笔钱给了医院，医院就有动力来节约这个成本，而不是过度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陕西的三个县，子长、府谷和镇安是各有特色，虽然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加大政府的投入，政府的责任到位，加强公共卫生等等。
　　主持人：你刚才讲了一下，县域医改的一个县长，周司长今天也来了，你认为现在目前中国的医改推行到一个什么阶段，是属于收官阶段吗？医改在2011年是攻坚阶段，您认为现在的医改难点在什么地方？
　　周司长：准确地说，我们目前正在处在攻坚阶段，收官还有点过早。从全国来看，从整个这一轮工作启动到现在，各项工作进展还是比较顺利，有些经验还在正在总结，下一步还得需要在全国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虽然国务院这次是在2009年出台了2009年到2011年三年的五项重点工作。从医改来说，尤其是公立医院来说，这五年是摸索的经验，更艰巨的任务，或者更大范围的推广是在今后。
　　主持人：你看来，现在存在的难点在哪里？
　　周司长：现在公立医院改革，我们认为还是在机制的一个转换上，这次的公立医院改革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这次医改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强调的是看病难看病贵，而且是要通过这次的医改，要建立起来是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共产品，要向全体的居民进行提供，在这个基础上，对公立医院改革我们强调的是爱它回归公益性，一方面要有公益性，还要调动我们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这样才能为老百姓看好病，让人公立医院体现公益性，这一方面很大一块要体现政府的责任。政府的投入在这次医改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主持人：这一期节目好像是咱们对于县域这一块公共医疗的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您觉得公立医院的改革对于医改来说，它的意义在哪里？
　　周司长：整个医改是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就医的问题，刘教授刚才也讲了，现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掌握有九亿多人还是在农村，要接受县医院，就是县一级，在县里边看病。县医院在我们国家应该来说，它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也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地位，它上接城市大医院，下接我们基层的乡卫生院，而且它覆盖面很广，九亿多人看病。如何把县医院建设好，能够保证我们广大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百姓看病问题，对于整个医改来讲，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一轮医改来讲，尤其公立医院改革中，我们也是重点强调开展在县域范围内进行综合改革。通过县域的改革，我们一方面要提高我们县医院的服务能力，就是服务水平要提高，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要在一些机制上，要创新，要有些新的机制出来。刚才刘教授也讲，关于以药养医的问题，的确通过以药养医这个，这个是我们国家带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的，通过药品加成这种方式，来维持医院的运行。这是在过去的，尤其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政府的投入，这是很大的一块投入，由于投入相当巨大，采取的这样一种方式。
　　主持人：投入不到位。
　　周司长：但是也的确因为这个药品的加成，我们就说是以药养医维持医院的运行带来一切的弊端和弊病，尤其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费用上涨就是产生老百姓贵的问题。费用上涨和药品加成有一定的关系。从建立新机制上来讲，主要也是围绕如何破除和破解以药养医，通过药品的加成来维持医院的运行这样一个，建立一个新的机制，这也是一个特点。
　　刘远立：谈到机制跟网民稍微解释一下，所谓以药养医的含义刚才周司长解释得已经比较清楚。我们医院或者我们的诊所它既是一个开药的地方也是卖药的地方，政府政策是允许你有平均15%的差价，实际上可能再加上一些折扣，回扣，可能我们的医疗服务单位，尤其医院他看差价这一块所挣得的收入远远不止15%，这一部分的收入在很多地方普遍构成了我们业务收入的主要的来源。可能40%，有的地方50%达到这样一个比例，全世界是最高的。现在的进行的改革，尤其零差率，你照样可以进药、出药、卖药，但是一分钱不能赚，这个是零差率，零差率的体制目前是作为基本药物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乡卫生院、基层的医疗机构在实施。陕西子长也实行零差率。现在这种体制，就是零差率这种体制，从体制上切断了以药养医的动力机制和我们医生的开大处方的冲动以后，的确，对于医药费用的控制可能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减轻老百姓的吃药的经济负担。但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我们要问的就是，那这一部分的收入大量的减少，明显减少，政府相应的配套设施或者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加大社会保障这一块的报销比例，不管哪种方式能不能到位，如果不能到位，有可能使得我们医务人员的收入受到明确的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伤害。这是我们进已经完善我们的机制非常重要的挑战。
　　主持人：通过刘教授和周司长的介绍，我们对县域经济有一定的认识了，刚才对于刘教授和周司长的讲到内容，我们把它做成一期节目，我想请问两位导演，你们是做的节目的框架结构，对于节目想突出的亮点在哪里？
　　郎涛：当时做这个节目之前和卫生部的领导沟通的时候，他们觉得山西县域医改是全国做的比较靠前的，他们给了好多的模式，也不叫模式，给了好多的例子，给了好多县，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是给了8个县，当时我们说，一期节目可能容不下这么多的量，我们只能从中选择，选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过程。
　　主持人：怎么选择，都是当地吗？
　　郎涛：我们在做策划的时候做的选择，我们最早定的县和到节目上的县吻合度只有三分之一。我们到了陕西我们临时又换了一个县，是这样的，最后把这个定下来，最后定下来之后，之所以这么定，也是觉得陕西省可能按照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当地老百姓生活的状态来划分的，选择了从陕北、陕中、陕南各选了三个县，这三个县代表了整个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水平，北边是最好的，中部稍微差一点，南边更差一点。这样更能体现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要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每个地方的财政收入是不一样的，但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所以每县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这样更能突出整个县的情况。这样就是从开始到最后，周末看到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情况。
　　主持人：齐主编和郎导都是去过陕西，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在陕西的感受和所见所闻。
　　齐文星：我先补充一下，我们为什么选择陕西。我们做医改的时候，全国刚才刘教授特别提到的，周司长也提到了，政府投入这一块，我们为什么选择陕西作为医改的样本来做？钱是很重要的，其实是陕西省的副省长郑小明说我们要把小事当成大事来办，对于一个老百姓看病难的事实是一个小事，但是把这个病人看成你爸或者你妈，它就是大事。他认为一把手，包括县一把手，市一把手，我们把陕西作为一个样本来体现的时候，我觉得钱多钱少很重要，我觉得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看一把手的领导有没有决心把这个事做好。我们选的三个县，最穷的财政收入和最富的县的财政收入相差30倍。
　　刘远立：和神木相比吗？
　　齐文星：相差非常悬殊，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府谷、镇安和子长，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现场做了陕西的地图，我们把它都标出来了，不管你钱多也好，或者钱少也好，你只要想干成一件事，都能干好，我们做这个节目最终核心的目的，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在探讨说，医改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是探讨说，你有没有决心把这个事情做好。
　　刘远立：刚才导演说了一句这三个县的财政收入有30倍的差异，同时也表扬了，尽管低收入，政府领导也有所作为。另外一方面，恰恰也说明了我国地区差异的国情。面对这个国情，今后中央政府在加大转移支付，对那些低收入的地方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这一块必要性可能也凸显出来。
　　主持人：刚才二位介绍了一下咱们节目的目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对话》栏目是以谈话为形式的，选择嘉宾就很重要了，二位当初在做嘉宾筛选的时候，从什么方式来切入的，选择什么样的嘉宾会比较有代表性？
　　齐文星：这次我们节目主要的访谈嘉宾是两位，一位是陕西省副省长郑小明，还有一位是我们卫生部的张茅书记，他们两位一个是从卫生部，其实是我们国家主管医疗的职能部门，他可能会从更加宏观，从全国的范围上面，包括政策上面，包括刘教授讲的政策方面，我们选择郑省长，我们既然做陕西样本，郑小明副省长以前我们做宁夏医改的时候请过他，他们两个我们希望他们一个从基层，一个从宏观。他们县委书记作为这个县的一把手肯定很忙，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只有这个委书记，只有这个一把手你有想这个事情动力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干好，因为医改是一个综合过程，他不仅仅是一个卫生局长能干的事情，它涉及到土地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他必须是一把手才能把这个事情干好，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人。当时还请了刘教授，还有于教授，他们俩以专家的身份出现。
　　刘远立：对话节目，我是一个铁杆粉丝，我很喜欢这个节目，这次我亲身参加这个录制的过程，我体会很深，最大的体会就是嘉宾的选择，广泛的代表性，除了中央的，主管部门的，张茅书记，还有我们省政府的领导，还有县的基层的，同时也有各个部门的代表，有政府的一把手，有县委书记，也有行政部门的卫生局长，也有我们县的医院的院长，还有医生的代表。既有西部省的代表，也请了东部省的代表，最重要的是，这次有民意的代表，这次还特别请了我们农民的代表，有两个老农民，也参加了现场，从他们亲身的感受来解读我们医改做了哪些事，带来哪些实惠上的变化。这个我认为是我印象非常深的。
　　主持人：您这么一介绍，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介绍了很多代表，有省政府，中央的领导，有东北发达地区的代表，以及一些低层的代表，您作为导演，怎么来把这些嘉宾更好地整合起来，他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主次之分，他们扮演什么角色？
　　郎涛：住次来说，三个县都是这个节目的主角，因为每个县在自己的县里面都做了一些区别于其他县的做法。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谈到了镇安县，因为这个县我们是最后一个到的县，也是一个陕西省的国家级的贫困县，我们到了之后，因为那天我们到了之后，然后和他们那个县里的书记沟通的时候，他们就说，其实县里现在对于医疗投资这一块已经很大了，然后政府也欠了好多钱，我说好，你就拿到这个钱，不是拿到这个钱，你拿着这个说法到现场去找你们省长去要钱，我们县里欠了这么多钱，省长你给我们解决一下。作为节目导演，可能现场这样会有一种互动的效果，但是到了现场之后，没想到，主持人把这个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却很巧妙地给盖过去了，就是很巧妙地周旋过去了，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缺钱，比起缺钱来说，我们更缺的是人才，如果光有钱，没有人才也给县里老百姓看不好病。这个对现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其他你说的主次之分，倒没有特别的主次之分。
　　齐文星：你刚才提到主次制粉，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请到每一个人，包括农民，我们之前设计的时候，他们都是我们设计好特定的角色，我们话题谈到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他来说话。包括第一个农民，他是张茅去陕西视察的时候的一个联系点。当时我们发现他去了这个老大爷的家，还跟老大爷交谈过，但是这个老大爷并不知道来的人就是卫生部的书记，所以那天我们专门把他请到了现场。张茅书记在录制前也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人请到现场来，我们请的每个人，其实这样说的话，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要的，在他们承载的部分上，其实他们都是主角，所以我们把他们安放在我们每一个需要放的位置上，让他们来讲，这样他就是最合适在这个地方表现的一个人，不管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市长，或者一个医生。
　　主持人：您请到这么多的农村代表，这个节目就有一些不稳定性，因为整个节目他出现的环节，就要看他的临场发挥和表现了。这一点怎么把握？
　　齐文星：临场发挥是这样，我们得到的经验，对于很多没有上过电视，你给他越辅导，表现越差，就是你什么都不要辅导，你讲的故事非常好，你到现场再给我讲一遍就行了。我们原来做的很多节目，包括一些棚户区改造也好，包括农民增收也好，其实中国农民表达能力特别强的，如果讲自己的事情都能讲好。
　　主持人：刘教授是这期《对话》节目的嘉宾，您参加完这期节目的录制，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给我们分享一下？
　　刘远立：这一次我刚才说了，把我们医改整个利益相关者，主要的代表都请到了现场，我从一个研究医改的一个学者这个角度，我觉得这应该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应该这么做的，因为医改它不是一家人的事，不光是卫生部的事，或者财政部的事，这是整个上下左右，大家一起要来合作的一件事情。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医改在他们身边发生以后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多视角对我们全面的了解中国的医改的进展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体会就是一个系统性，但是这个节目的系统性。第二，相对来讲，我觉得这次《对话》节目参加完之后，我觉得医改对于这么大一项民生工程的讨论更加开放。不是像我原来参加的一些研讨会，就是有一些主流的观点，其他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合得到交流和碰撞。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听到真情的表露。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当我们谈到子长的公立医院改革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绩，老百姓的经济负担是怎么明显的变化，这是很自然的，切断了零差率，不上他以药养医了，不让他赚钱了，当然老百姓的吃药的钱省下来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院长，当时问他，说你觉得改革前后你的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他当时说，你是不是要让我讲真话，当时要讲真话，他说我坦率讲是减少了，承认这个事实。但另外一方面，由于他服务好了，现在是按绩效来支付，而不是按你卖药的多少来提供补偿，所以医德医风也改善了，医患关系得到提高，他作为院长，作为医生的尊严也得到了提高，虽然收入减少了，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些新的收获，所以我觉得这种实事求是的这种态度，也给我印象很深。与此有关的，我觉得这一次农民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现场的表现让我很感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中国农村无产阶级的爱和恨是没有任何掩饰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这次选的两个农民的代表，都是我们医改的一个直接受益者，而且受益的程度是非常之大的。这种大从他们激动的眼泪，从他们非常具体的陈述我的医疗负担是多少，无论是从合作医疗报销，还是大病救助基金给我化解的负担是多么巨大，如果没有医改政策的实施，我今天不可能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服务等等。这些真情的表露我觉得比很多的统计数字，我们学者经常喜欢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而更直观的向我们展示医改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确确实实是涉及到成千成万的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主持人：郎导，你觉得这期节目话题有没有深入，还是就是围绕陕西样本探讨，还是有所展开？对于最后，嘉宾是否对于全国整个医改的大环境下，有没有研究探索一些别的地方的问题或者现状呢？
　　郎涛：刚才说栏目嘉宾的构成的时候也说了，出来陕西省的几个相关领导之外，还请的东部几个省的，同东部几省的县领导，还有一位院长，当时节目的角度考虑就是说，用陕西具体一个案例来讲，但是又不能局限在陕西的案例上。更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来带全国的一些其他省的一些做法，这样就是说，突破了就是说不只是陕西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全国其他的县也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陕西省不是全国最有钱的省，其实在东部的好多省份，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它的地方财政收入也是很高的，而且用同样的这期节目来看一下其他的省，比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省，他们的医改是怎么做的，这样可以折射出中国整个大背景下，在中国整个医改的大背景下，各个地区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说这期节目还是说，用陕西的这一个点来带了全国的面，改了讲全国医改县级医改的现状。
　　周司长：实际上陕西子长县它的改革在全国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我们卫生部去年是在陕西召开了，就在子长县召开了关于县域公立医院改革的这样一个现场会。实际上是向全国推广子长县的经验，因为子长县它过去一段时间通过综合改革，的确我们看多的效果是很好。从老百姓是满意，刚才刘教授说的，医务人员满意，实际上医务人员在这段时间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因为病人多了，上医院看病，通过他们的医疗服务，收入也是在不断地提高。而且，陕西的子长县，像这样的一个经济上属于，应该说在全国是有代表性，比较中等水平能够做到的是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有推广的意义。所以我觉得选这个点是不错。
　　主持人：齐主编您觉得？
　　齐文星：刚才刘教授最开始讲到了，为什么说中国县医改这么重要，卫生部把那么重要的会放在那么一个小的县，人口又不是很多的县里面去搞，因为我们一说看病贵看病难，其实稍微调查一下就知道，县医院并不难，但是难在哪儿？难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为什么难在三甲医院，你去到这个地方看病你得排很长时间，为什么那么多？你把每一个患者来都调查一下，特别是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很多患者都是来到北京看病的，很多都是拖家带口。北京再有的三甲医院也不能承担全国的9亿农民的看病需求，我们就是提高县域医院，通过县里面提高水平也好，提高医生的职业素质也好，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也好，让70%、80%，甚至90%的患者留在这个地方，其实城市里大医院的看病难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刘远立：齐导演也是医改专家了。
　　齐文星：因为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扩建很多医院。我们要去看病，哪个地方医院最好，北京，我们砸锅卖铁，也要去北京看病，当我们把这个地位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会有这个想法，我们的医疗水平，生活水平也好，他信不过县医院，他不去县医院。我们一般的，除了那些真正需要去三甲医院看的疑难杂症以外，一般的病我们在县一级解决，再小一点病能在乡能在村解决，其实这样的话，为什么县这么重要，就是我们在解决县的同时，就是把大城市的看病难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大量的看病的人涌向北京、上海等医疗条件好的地方，如果这期节目解决这个问题是亮点的话，还有什么亮点？
　　齐文星：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县医院既然这么重要，你怎么去干它。刚才郎涛也提到一个人才问题，刘教授也去过，包括村镇一级的卫生院，医疗设施非常好，我去看过一些，没人。去的人不会使这个机器，那个机器往这里一放，放一两年没人会用它。
　　周司长：人才是个瓶颈。
　　齐文星：人才你留不住他，甚至很多人去当医药代表去了，挣钱多，你如果不给他很好的待遇，他留不在这个地方，你投入再多的钱也是白花了。这是节目里很重要的。
　　周司长：这次医改来讲，我们是通过方方面面，也是引起了很多的问题，你看基层医院怎么有那样的老百姓能够信任他，这是人才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又说了一个资源平衡的问题，下一次在医改中强调的一个规划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看病就医的可及性格而且恰恰都是这一轮医改的重点任务。我们刚才说在农村县域的改革，我们最终想是要达到小病不出村，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如果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对缓解老百姓，农村看病难，很大程度是农民看病贵，自己花的费用比较多，所以引发的难。这样的话，通过县域这样的改革，很大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了。
　　主持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对县域公立医院的改革不作探讨了。刘教授，您这期节目做下来，您又是嘉宾，现在你抛去嘉宾这个身份，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受众，作为一个观众来讲，你觉得这期节目最大的亮点在哪里，看点又在哪里？
　　刘远立：两点。第一，通过《对话》节目，陕西样本的一个深入分析和解剖，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中国的医改在头三年的实施当中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际的效果，老百姓是受益了。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进一步加以改进。这个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刚才周司长和导演谈到，我们要加强农村整个服务体系，要改善，不仅仅是改革，可能更重要的是发展，因为我们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很多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恰恰不是我们发展过度了，是我们发展不够所造成的。包括农民对我们的乡卫生院，县医院不信任，觉得这个水平不够，所以，他才愿意花那么大的代价买车票，买机票长途跋涉到北京，到上海来看三级医院。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改革的同时，要大大地发展，要提高我们的农村的基层，尤其是县卫生院龙头他的服务能力的建设。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把一些不利于发展的瓶颈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以药养医的问题加以解决，所以我的最大的体会，一方面看到的成绩，受到的鼓舞，再一个看到的发展和改革，可能是下面需要齐头并进，需要做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攻坚攻坚，刚才周司长谈了，可能指我们有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没有破解，所以任务还挺重。这样的话，我觉得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再继续走下去，继续做下去。
　　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四位能够做客我们中国网络电视台演播间，同时也感谢网友的收看。更多的关于县域医院的改革，更多锁定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