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曾国藩等到了一个机会，要到江西去担任主考官。这个差事如果能顺利办下来，按各级官员的例行馈赠，有一笔不小的收入。以前他去过四川，当过主考，得了好几千两银子的好处费。这回接到朝命，他兴冲冲地赶去赴任。然而，迎接他的却是另一个场景。

　　走到半道接到消息，他母亲病死了，有礼制规定，这时候就不能办了，要赶紧回家奔丧。不但要奔丧，后面还要守制三年，实际是27个月。这27个月里头不能当官了，守孝。这对曾国藩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怎么说呢，他在北京的家人，甚至还要算计咱这回家的路费够不够。没办法，曾国藩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巧，朝廷又下诏令了，给他差事了，干什么呢？让他辅助湖南巡抚在家乡办团练。训练民兵。我们知道那时候太平天国运动起来了，“长毛”起来了，他们叫“长毛”，也就是太平军。

　　既然朝廷有令，那咱就干吧。曾国藩本来就胸有大志，希望干点实事。现在机会来了，他就干。他马上走马上任。他在长沙干得热火朝天，激情澎湃。

　　我们要想干点大事，就必须突破好多现成的规矩。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当年在长沙的曾国藩也是这样，诏命是他让辅助巡抚办团练，是原地训练民兵，保境安民。团练不是军队不是正规军，也不能出境作战。但是曾国藩突破了这个底线，没有墨守成规。他知道这样成不了事儿。所以他最终组建成军的不是团练，而是“勇”营。什么是“勇” 营，“勇”营是介乎“兵”和团练之间的一种武装组织形态。清朝的“兵”，也就是正规军叫经制兵，就是国家经理编制的武装，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两类，是常备军。各类“勇”营，都是因为临时有战事，临时需要临时组建，战事结束了就解散了。曾国藩在移花接木，他略微改动了，最终他练成了是湘军，也就是勇营。当时有很多人奉诏办团练，甚至有的一个省有好几个人，但最终只有曾国藩成了气候，这大概也是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敢突破底线，他有想法。

　　（3）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胆子很大。或者说，很有主见，很有担当。不仅如此，他还非常狠。帮办团练的重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太平军起事之后，朝政本来就很腐败，官吏横行霸道，各地的百姓纷纷响应，当时维护地方稳定是要务。曾国藩又是怎么干的呢？

　　这时候他的讲究，他的法则那可不是儒家的仁恕之道，而是法家的治乱世用重典。他挂了个审案局的牌子，就开始现场办公，下个命令，地方上凡有土匪、流氓或者抢劫犯，你抓获以后不用通过州县，直接送到我这儿来，送到审案局，我来处理。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要请律师写个状子，法庭上抗辩吗？通通不需要证据，不需要援引法律条文，完全按照举报者举报的罪名。说你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处理办法也简单，三种，第一直接砍头，第二乱棍打死，第三要施以鞭刑。鞭刑听起来轻一点，但是抽起来也很狠，简直要人命，非常残酷，让你感觉生不如死。

　　短短四个月之内，曾国藩砍头了104人，杖杀了2人，另外还有31个死于狱中。由于这个缘故，后来他得了个“美称”，叫什么呢？“曾剃头”。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曾国藩又胆大又心狠。当然，这可能就是他成事的性格基础，不是谁都能成事的。有句话高，义不理财慈不掌兵。指挥作战，必须得手辣心狠。妇人之慈不行，问题在于，一枚钱币总有正反两面。

　　他是团练大臣，但是他这个团练大臣的手伸得有点长。审案局就是例子。你想一想，抓犯人放犯人，这有多么广阔的“权力寻租空间”，这本来还是州县官，在他们的射程之内，他们管、他们的权力。曾国藩来了就杀，杀得很顺手，社会治安肯定会有所好转，人家害怕了，但是肯定很多官员他的进项少了、他的灰色收入少了。

　　这还是一方面，曾国藩还把手伸到了绿营兵那里。团练大臣办理团练，绿营兵正规军，不是一个系统。但问题那时候的清军不是腐败，是腐烂。他们腐烂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举两个例子。

　　道光二十九年秋天，八旗兵举办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火炮实弹射击，俄国一个外交家叫科瓦列夫斯基，他特意赶到卢沟桥观摩。这是一件大事，他本来以为清军肯定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结果过去一看，他们一个个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有的挂着小烟袋喷云吐雾，有的跟卖东西的小贩闲聊，还有的在补裤子。完全看不出来第二天有重大活动。真正实弹射击的时候更弄笑话，炮打得不准，炮弹落点太不准，不准到什么程度，泥土溅了评审官一身，你想想偏差有多大，但是炮手不当回事，擦擦眼睛，走到另外一门炮旁前继续射击。

　　这科瓦列夫斯基看了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中国的炮兵跟欧洲的炮兵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他们有个相同点，什么相同点呢？就是炮声都很响亮。笑话吧。八旗是这样，绿营也差不多。他们几乎毫无训练，缺乏最基本的作战技能。道光十四年冬天，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这也是大事，这时候肯定要挑精兵强将，出来露脸嘛，结果是什么样的？有78人一枪一箭都不中，另外有226人仅中一枪一箭。这就是国家的正规军。